前言：

猪，看似简单的农场动物，却承载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记忆。它见证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兴衰沧桑，也参与了一个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

从猪文化的盛行，到猪鬃的战时贡献，再到洋猪的“入侵”与返祖回潮，猪的命运变迁映照出中国社会的巨变。它们如一面魔镜，折射出中国在传统与变革间决策的光影、进退与失误。

风靡千年的中国“猪文化”

在中国，猪可谓是古已有之。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开始驯养家猪。到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上，就已经出现了“猪”字。在周朝时，“猪”更被作为一个部首进入了中文字符体系中。

在古代汉族传统中，猪被视为“五畜”之一，和羊、牛、马、鸡并称，地位崇高。由于猪多产、食量大、易养肥，成为古代农耕民族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之一。猪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遍地开花，有着“猪肉之于中国人如牛肉之于西方人”的说法。

中国人与猪的关系之亲密，甚至在汉字中得到了体现。“家”这个重要字，下面就是一个“猪”字。字形显示，在古人心中，没有了猪，家就不成家。猪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猪也以各种形象频繁出现。它们可以是贪吃的猪八戒，也可以是聪明的三只小猪。通过这些形象的刻画，可以看到中国人对家猪行为的准确把握和生动描绘。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5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就已经出现了豬骨。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具有豕科特征的动物骨骼化石。这证明，在黄河流域早期农业社会形成时，中国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猪的驯化过程。

在中国，不仅汉族地区有养猪的传统，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悠久的猪文化。如云南的彝族人就有“情猪节”，用来纪念一只救命恩猪。缅甸掸族也有类似仪式。这种传统文化反映了东南亚地区多个民族与猪之间的密切关系。

甲骨文中已经出现猪字，说明中国在商代就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猪文化。猪在周朝正式入了部首，这一过程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

五畜中，猪与人关系最亲，这源于它救荒、易饲养的特性。没有猪，许多古代辛勤劳作的农民将难以填饱肚子，也难以“成家”。

可见，在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发展历程中，猪一直是最亲近人类的动物之一，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为古人提供食物，也丰富了民族文化，与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时期猪鬃换外汇的奇迹

20世纪30年代，中国深陷战火，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与日军顽强抗争。由于长期的战乱，中国处于经济极度萧条的状态。很多军火物资都依赖于外国援助。而这些国家又不可能白白给予，总要有些东西作为回报。

这时，中国土猪身上的“猪鬃”派上了用场。原来，这些看似简单的猪毛，是制造刷子的上好材料。

在当时，猪鬃刷具有韧性好、不吸水、耐用等优点，是保养枪炮的理想工具。而中国的土猪鬃比进口的质量更好，韧性和弹性都强很多。这让中国获得了在猪鬃贸易中极大的比较优势。

其时，日军拥有着数量和质量都占据优势的武器装备。而中国各军阀混战的局面并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军工系统。

购买和仿制外国武器成为获得军火的重要途径。而军火交易通常都需要物资进行抵押或偿还。

这时，猪鬃的战略价值就凸显出来了。它成为中国用来向其他国家换取武器弹药的重要货币。

只要有足够的猪鬃提供，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资金和先进装备。这对穷国的中国来说，无异于获得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从1938年到1944年间，仅靠出口猪鬃，中国就赚取了3000万美元的巨额外汇。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战争环境下，可谓拯救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来自美英等国的武器支援，都与猪鬃的背景息息相关。

可以说，在这场殊死战斗中，中国土著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民族存亡的时候最重要的“战友”。

它们用自己毛茸茸的身躯，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外援，充分展现出“无猪不成家”的大爱精神。没有猪鬃的助力，中国取得的国际支援必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后洋猪“兵临城下”

然而，好景不长。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些本土猪种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洗牌和挑战。

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对肉类的需求量激增。

与此同时，西方先进的规模化养殖业也传入中国。由于拥有更先进的育种技术和产业化管理模式，洋猪的育肥效率明显优于中国传统养殖业。

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大型猪场开始大量引进外来的洋猪品种。长白猪、金霉猪、杜洛克猪、约克夏猪等品种凭借更高的育肥率、产仔量以及对饲料的转化效率，很快就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到21世纪初，外来猪种已占中国生猪总量的90%以上。

这些洋猪外形光滑干净，一改中国传统猪种皮毛粗糙、体型笨重的印象。它们很快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标准猪”，被广告和商业宣传塑造出了更符合现代审美的正面形象。渐渐地，洋猪取代了中国本土猪在人们记忆中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市场主导下，中国土猪的数量也急剧下降。曾经的自给自足养殖方式变得难以为继。

它们被洋猪取代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存空间。很多古老的中国本土猪种，如河南土猪、会泽猪、清江猪等，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沉寂下去，数量骤减至濒危的地步。

我们失去了这些古老优良基因的积淀，这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损失。当历史车轮快速推进的时候，一定要审视那些被时代潮流遗弃的珍贵精华。作为一个可靠的大国，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主创新重振中华猪业

洋猪的大量引进虽然满足了中国巨大的肉类消费需求，但也带来了猪种资源过于单一的风险。进口杜洛克等品种的猪种依赖度过高，一旦境外供应出现问题，必将动摇中国的猪肉供给安全。

为此，中国在21世纪初就开始自主研发育种。通过多年培育改良，既保留了中国猪的成熟优良基因，又吸收了洋猪的育肥性能，培育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猪种。

金乌猪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它通过在吐鲁番猪的基础上改良优化，大大缩短了养殖周期，且肉质鲜嫩，深受消费者青睐。

此外，科研人员还改良培育出了黑猪1号等品系，它们存活率高、适应性强，是中国现代猪业自主创新的代表。

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引进洋猪对中国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也要清醒看到过度依赖的风险。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发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我们才能在新时代占据主动。

随着科技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大力支持本土猪种的培育。2021年，中国提出了到2035年种猪核心种源自给率达到95%的目标。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重建种猪自给自足的产业体系，中华猪种也会重新占领它们曾经的市场。

九千多年历史长河中的沧海桑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豪迈与韧性。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土猪曾一度沦为餐桌上的配角。

但在科技与文化自信的鼓舞下，它们必将以嶄新的姿态重返历史舞台，打开中华种猪业的新篇章。我们期待着属于新时代中国人的新传奇。

结语：

人类命运总是充满无奈，我们注定要面对许多难以回避的抉择。但回首来时路，审视曾经的耳目所见，总会让我们更充满智慧。

这份历史映照出的启示，将滋养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将推动中国走向更光明的未来。我们期盼着，在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双轮驱动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能够越走越好。

中华民族必将以更睿智的姿态接纳多元文明的精华，也必将以更开放的胸怀弘扬自身独特魅力。而猪，这位沉默的历史见证者，它的命运轨迹也必将随之进入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