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四十年了，我国农村的巨大变化既富了农民，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同时也令世界瞩目。可是，仍有一些人不站在阳光下，不客观看待问题，反而还说现在的农民穷。更有甚者，一些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生，尚处在襁褓之中的年轻人，竟然道听途说，歪曲事实，把现在农民外出务工说成是被逼无奈而背井离乡。笔者从大集体走到现在，二轮甲子又重开，对于他们的狭隘思维深感惋惜。下面，我就把我看到的，感悟到的书写出来，用事实说话！

现在的农民究竟是穷了还是富了？

先不说别人和别的地方，就说我自己和我本地吧。

在包产到户之前大集体的时候，一个全劳动力（男人）劳动一天，可挣工分100分，到年底结算分配时，可折合人民币7～8角钱。当然，有个别的生产队劳动日值要稍微高些，但也有个别的生产队劳动日值还要低些。

那时，手艺人特别吃香，像泥瓦匠、木匠、石匠这些传统的手艺人，给本生产队干手艺活，集体要给他们记120分工，而给社员（私人）或到外地干手艺活，则要收别人1元2角钱还要别人供生活。

包产到户之后，手艺人的工钱在短短一两年之内，就由1元2角涨到1元5角，由1元5角涨到1元8角，由1元8角涨到2元。到1988年时，手艺人的工钱是5～6元。而打杂的小工，每天的工钱是3～4元。

再来说猪肉，包产到户之前猪肉的价格是每市斤8～9角。到包产到户之后，猪肉的价格是每市斤1元。到1988年时，猪肉的价格是每市斤2元。

接下来说农民种土地。在刚包产到户的头一两年，大多数的农民还是以种植粮食水稻、小麦和玉米为主。到第二三年就逐渐开始种经济作物生姜，也有部分人种芋子（芋头）和甘蔗。后来，到1988年时，已有不少的人在种西瓜、番茄（西红柿）。那时候，农民种植粮食除了向国家交售外，就留着自己吃。所种的玉米，全部用来喂猪。那时农户喂的猪比较多，一户人每年要卖5～6头肥猪。而用钱，就是靠种经济作物和养猪，卖粮食的收入不多。

笔者在包产到户第二年，就开始大量种植生姜、甘蔗和芋子。种了两年后，种这些经济作物的农户就成风了，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还不好卖。于是，我就寻思着，如何才能另外再发展些什么。

1984年秋的一天上午，我到“新华书店”去看有没有农业方面新技术的书。结果这一去，就开启了我人生第一次致富的思想大门。在农业技术类的书架上，我翻到了一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出版的《广开农村副业门路》一书。我粗略翻阅了一下，顿时热血沸腾，如获至宝地付了钱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

到家后，我草草吃了午饭，就把买的书翻开看，被里面新奇的技术迷住了。像水稻、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高产栽培、蝎子、蚯蚓、地乌龟等药用小动物养殖、平菇、香菇、木耳等食用菌栽培这些新技术，都是我以前不怎么知道的。尤其是食用菌，更是没有听说过可以在室内用木屑、稻草、麦秸、甘蔗渣、棉籽壳等农作物的副产物栽培。而对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食用菌栽培技术。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我父亲说，他只晓得（知道）菌子是长在山上朽木桩上的，要是在室内都能种出来那当然是好事。但是，我把书上几种食用菌的栽培技术看了之后，仍然感到很茫然。由于书上的介绍比较简单，无法按照书上的介绍学着栽培。这时，我又从《四川农民》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中得知别人栽培食用菌成功的消息与技术培训广告。我在过完年后，就立即去参加了学习。可是，培训者只收钱，不真正传技术，纯属敷衍了事。我回家后，修了几间菇房，买了平菇菌种，用稻草栽培平菇。结果，因没有掌握技术，第一次失败了，损失了四百多元钱。这时，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扑面而来，真可谓是内忧外患。

我不服气，又到“新华书店”去买了几本食用菌栽培与菌种制作方面的技术书籍，拿回家连日看。在7月份，我又买了两瓶平菇菌种，用小麦秸秆煮沸后生料栽培。结果，所栽的30袋平菇，全部成功了。父母看到后，也很兴奋，叫我再多种些。我也来劲了，就在秋天，将小麦秸秆粉碎后熟料袋栽了800多袋平菇。在出菇时，整间屋的床架上，全是一簇簇生长旺盛的平菇。消息一传出，近的，远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来观看。我更来劲了，又买了一口医疗用的高压锅，自己生产母种、原种和栽培种扩大生产。第二年，就带动了周围不少的农户栽培食用菌。经过两三年的食用菌栽培，到1988年底，我花了19000元，修了一栋一楼一底，面积200平方米的楼房。而那时，全村只有五六户人修的有楼房。到1992年以后，修楼房的农户就多了。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就是要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之后，农民的手脚放开了，致富的路子更多了，只要勤快，肯开动脑筋就能致富。要是还在大集体，哪个人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又到哪里去挣钱？通过什么途径去挣钱？

有人说大集体也在实行定额制，但那时的定额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比如说耕水田，那些耕牛的人猫儿盖屎，把犁头打得斜，只耕了薄薄一层泥，中间到处都是埂，使栽秧的人怨气冲天，常常与耕牛的人和家属斗嘴角。而耕旱田、旱地，同样也是猫儿盖屎，连稻桩和玉米桩都没有完全犁掉。

记得在包产到户的头一年，集体把种的豌豆尖掐了叫拖拉机手带上几个人拉到城里面去卖。可是，拖拉机手和一同去卖豌豆尖的几个社员商量，就说那两天卖豌豆尖的人多，价值跌了，好从中“淘沙”（以多报少）。本来他们当天就卖完了，可是他们在城里耍到第二天才回去。而其中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斜挎一只北京式的黑皮包。由于那时都穷，而那个小伙子家里兄弟姊妹多，本来就没有钱，又哪有钱去买当时时髦的北京式挎包，因此就引起了一些社员的怀疑。在干部的拷问下，那个小伙子不得不全盘招认。最后，集体叫他们把“淘沙”的钱全部都交出来了。

而现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你去哪里“淘沙”？怎么“淘沙”？能“淘沙”吗？

如今，早已楼房林立，道路宽敞，摩托车、电动车、汽车随处可见。再也没有人烧柴禾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和天然气。而电视、冰箱、手机等等家用电器、用具应有尽有。吃的白米细面，酒肉再也不是只有待客才有的稀有之物。身上穿的，别说缝了又补，就是还能穿也扔掉了。只要勤快，如果不想种土地，出去务工也能挣到钱……所有这些，是过去敢想的吗？能想的吗？现在到底是穷了还是富了？

为什么一些人反而还说农民穷？

从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在一些地方，是有个别不富的人。但这是极少数，再穷也没有过去穷。只是与现在富的人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已。而这些不富的人，其原因较多，并不是致富的路子不宽，也并不是没有致富的路子。有些人是患了重病而丧失了劳动力；有些人是家里有年迈的老人，地区条件又差，而自己又无法外出务工；还有一些人，是既无种、养殖技术，又不愿就近或外出务工的懒人。总不能以少数不富的人，就说大多数的人也不富吗？况且，国家的政策好，还要对困难的群众照顾。而看问题是要看大局面，不能以少数不富的人否定大多数人都不富。

这些说农民还穷的人，有些人是在大集体挣松活工，占便宜，耍滑头；有些人对现实生活不满；有些人遇到了挫折，找不到地方发泄；有些人则是懒人；还有一些人是年轻人，没有吃过苦，道听途说或受到打击而凭空想像。

有些人说现在农民要是不出去务工还是不富，把农民外出务工说成是背井离乡，不能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与懒汉思想。要知道，从古至今，多少人为了生活都要四处奔走。过去想奔走都不能，也没有地方奔走。而现在，想奔走到哪里就奔走到哪里，也有地方奔走。只要肯奔走，就不愁挣不到钱，就不会受穷。过去穷的原因，还不是因为都在家里团聚，没办法、也没地方奔走吗？能把出去挣钱说成是背井离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