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对萨德的文本采用了一种“抵抗式阅读”的路径，她从萨德这些性和血腥故事中，解构性别和色情的神话，解读隐藏在文本底下的社会观察和政治批评。同时，安吉拉·卡特的小说，也在性关系中找寻变革的可能。

“我现在要被媒体称为‘头号皮鞭女’了。”1979年，在《萨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临近出版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在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在写作这本书时的焦虑和担忧。

《萨德式女人》出版后，在评论界引发的争议证明，作为一个女权主义作家，卡特确实扔下了一颗炸弹。这本副标题为“文化史的操练”（And the Ideology of Pornography）的书，是一本剖析萨德小说中人物原型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卡特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色情观，以及她对权力结构在文本中再现和颠覆的相关批评。

当然，她也获得了一些支持性的评价——大部分来自当时的主流左翼媒体，但也引来了不少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对色情制品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那些人。比如，安德烈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将萨德视为“极端的厌女人士”，《萨德式女人》在她眼里不过是“伪女性主义批评”。还有一些评论家指责卡特以牺牲政治为代价，将美学作为特权，落入了萨德的陷阱。

时至今日，《萨德式女人》已经成为卡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不仅是色情文学批评领域极具颠覆性的文本之一，也是后人研究卡特创作和生平的入口之一。在自己的作品中，卡特本人也曾书写大量“萨德式”的场景和故事：幽暗、暴力、血腥、虐待、性倒错……最迷人之处，还是她对权力关系的再现和颠覆。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国女作家，凭借《染血之室》《马戏团之夜》《焚舟纪》《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明智的孩子》等新颖无畏、独树一帜的作品，成为一代人的偶像，被萨尔曼·鲁西迪、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时至今日，她仍是女性主义的象征。

“色情产品是权力关系的外化”

作为文学史上最知名的色情作家，萨德侯爵构建的世界，不仅仅是色情的，也是渎神的，更是充满专制和暴力。他的作品常常被禁，本人也多次因各类“下流”行径而被捕入狱，或被关押进精神病院。在被关押在巴士底狱的五年半中，萨德写出了最知名的作品《索多玛的120天》。

他的所有作品，几乎没有温情和爱意；在他的笔下，剥削、控制、虐待才是世界的运行法则。

在20世纪女权主义兴起之际，这些残酷而淫荡的书写，曾遭到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在批评色情产品时，德沃金认为，对女性的仇恨本身就是男性性快感的来源，而男性的性欲是一种“醉心于对所有生命的内在蔑视，尤其是对女性生命的蔑视，可以肆意妄为”。

在德沃金那里，作为仇恨女性的男性代表人物，萨德侯爵和开膛手杰克被并列放在一起；捍卫自己享受异性性爱权利的女性，则被她认为是“合谋者”：她们甚至“比其他合谋者更卑微，在自己的劣等中体验快乐”。

卡特和德沃金对萨德的观点分歧，就源于两者对色情产品的认识不同。卡特把色情产品视为“权力关系的外化”，认为萨德的文学反映了一种“真实的两性关系”，它直指女性“长久以来处于屈从地位”这一历史现实的核心；《萨德式女人》也并非纯粹为萨德“辩护”：它“既非对萨德的批评研究，亦非对他的历史分析，而是20世纪晚期对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阐释。”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英]安吉拉·卡特著，曹雷雨、姜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卡特将色情视为一些神话原型的再现：这些神话在表面上虽然虚假，却在无意中揭露了性的现实——这是分析萨德作品如何反映真实两性关系的前提之一。在这本书的开篇，她首先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定义色情。在她那里，色情是一种对人类性交行为的抽象，它仿佛剥离了所有的历史、阶级和政治等事实性因素，遵循着一种“我们公认的通用语言”。她关心是这种“通用语言”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它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两性关系的理解。而在色情的“通用语言”中，在关于性行为的神话图式中，女性长久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由男人来处置而女人被处置，正如她在强奸中被处置一样。”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重述神话”被当做卡特最重要的成就。尽管在作品中使用了很多神话原型，但卡特并非神话的追随者；相反，她是神话的叛逆者和解构者。如果有人说她的作品有“神话色彩”，她会相当不满；在她看来，神话是由“非凡的谎言组成，旨在使人们不自由”，而她的工作是“去除神话色彩”。

卡特在《萨德式女人》里做的，就是以从分析萨德小说中的人物出发，去解构性别和色情的神话。

她首先分析了茱斯蒂娜（Justine）这个人物。茱斯蒂娜一生崇尚贞洁，她以最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但这些善的践行带给她的只是厄运，被强奸和性虐待，最后还不得善终，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被雷电刺穿胸腔的死亡结局。

在文学生涯中，卡特本人花了大量的精力来揭示父权制下的权力关系；在她看来，萨德将这种权力关系真实地再现了。她将萨德称为“道德色情作家”，他不会成为女性的敌人——她看重的并非淫秽书写本身，而是萨德书中“对妇女的蔑视”的揭示。

萨德给茱斯蒂娜的故事取了一个颇具讽刺性的标题：“贞洁的厄运”。贞洁并未给茱斯蒂娜这样的女性带来福音，反而让她们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不断被剥削。卡特分析，茱斯蒂娜真正接近自由的时刻，是那些在路上的“逃亡时刻”；在这些不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也就是权力关系）的时间里，她可以暂时地摆脱奴役；一旦进入和他人的关系，她又再一次经历剥削。

卡特暗示，从萨德这些性和血腥故事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隐藏在文本底下的社会观察和政治批评。通过对这些情节和人物形象抽丝剥茧，卡特分析的其实是父权制话语是如何将女性气质建构起来的——她们都是男性欲欲望和想象建构的两种典型色情形象：“圣洁的女性”和“邪恶的女性”。

可以说，卡特对萨德的解读并没有“落入萨德的圈套”，反而在拆解萨德的神话。卡特对萨德的文本采用了一种“抵抗式阅读”的路径，它是对女性气质神话和女性在父权结构中的一种控诉。评论家埃莉诺·哈特尼（Eleanor Heartney）认为，虽然卡特绕过了萨德对女性的诋毁这一问题，但她试图超越了一种平面的、表面的解读，并从各种有见地的角度来研究这些文本。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英]埃德蒙·戈登著，晓风译，守望者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

颠覆权力的萨德式女人

“萨德用性暴力的色情文学类型来描述女人的状况，但他相信，只有通过性暴力的手段，女人才有可能在破坏和渎神的实践中治愈社会给她们造成的伤痕。”从萨德那里，卡特看到了女性摆脱屈从地位的可能性。

与茱斯蒂娜完全相反，茱莉爱特（Juliette）是典型的“恶女”。她熟谙残酷世界的运行法则，先是利用自己的情人结识了很多权贵，周旋于其中获取利益，过着毫无良心的生活；在后来的逃亡中一路坑蒙拐骗，却总能脱离危险。对她而言，“逃脱奴役的唯一方法是拥抱恶行。”

与此同时，各种萨德书中的“非道德”性行为，比如鸡奸和性倒错，也被卡特视为权力关系颠覆的手段之一：“亵渎神圣是这些萨德式女人的基本特点。”在书中，卡特还提及了另一位重要的“萨德式女人”迪朗：一个茱莉爱特的重要女伴，一个“母亲”般的角色，却是“男子般不孕的母亲……她是长着阴茎的母亲，甚至可以强奸大自然”。

迪朗是一个跨越了传统性别气质规训的人，同时也是传统权力秩序的颠覆者。她拥有巨大的阴蒂，能够像男性那样去实践性行为，她的不育也破除了一种长期加诸在女性身上的生殖神话。她是一名生化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恶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投毒，形成了一个有着毁灭能力的、播撒瘟疫的“神”一样的角色，代表着“大自然对痛苦的漠视”。

这就是萨德式女人直面残酷法则的生存之道，而迪朗更是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因为在迪朗那里，“残酷实施的科学指令使世界重归混沌”。从萨德本人的一段经历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现实中这类萨德式女人的影子，而这个故事本身也就像是萨德小说情节的一些原型。

萨德侯爵，被称为情色小说的鼻祖。一生共有二十七年的时间在监狱度过，作品大多都在监狱里完成。主要作品有《索多玛120天》、《艾琳和瓦尔库尔》、《闺房哲学》、《茱斯蒂娜，或曰贞洁的厄运》、《爱的罪恶》等。由于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节，后来的学者将主动的虐待症称为萨德现象（ Sadism ），与马索克现象（ Masochism ）合称为 sadomasochism ，也即SM。

1768年4月3日，一个复活节的周日，28岁的萨德站在巴黎的胜利广场上，走向一个衣着破烂的女乞丐，她的名字叫罗丝·凯勒（Rose Keller），36岁，一个面包师的遗孀。萨德引诱罗丝·凯勒跟他走。他声称，自己需要一个能帮他整理卧室的女性。罗丝·凯勒先是犹豫，最后接受了萨德的建议。她被萨德的马车带到了一处乡村住宅。在这里，萨德控制了这个女人，把她的四肢绑在床上。

一个非常典型的萨德式酷刑场景，就这样被搭建好了：在幽暗而寂静的刑讯室一般的房间中，一根蜡烛是唯一的光源，而躺在床上的是一个恐惧的、赤身裸体的、被捆绑着的女性受害者。“行刑”结束后，罗丝·凯勒从窗户逃了出去，后来去警局报案。萨德被捕后，以私了结束此事。罗丝·凯勒撤销了起诉，她收到一笔巨额赔偿：2400法郎和价值7个法国金币的疗伤药物。

在萨德侯爵对警方叙述的事件版本中，罗丝·凯勒事先对这场“变态性行为”是知情的——也就是说，她可能在敲诈。卡特在《萨德式女人》中解读这个故事时，从中看到了受压迫个体的颠覆性力量：“一个来自第三等级的女人，一个乞丐，一个最贫穷的人，把富人特有的恶习转变成了伤害他们的武器。”

这个故事让卡特着迷，它就像萨德书写的残酷故事的一个注脚。而作为“头号皮鞭女”的卡特，也在自己的小说里，不断地再现和颠覆各类性别神话所构建起来的权力关系。

萨德侯爵诱拐罗丝·凯勒进行性虐待

“头号皮鞭女”的颠覆式色情

对性别气质建构的反思，可能是卡特解构性别神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文章《前线笔记》（“Notes From the Front Line”）中，卡特谈到，1968年夏天，反文化运动的高潮使她“对作为一个女人的现实的性质产生了疑问”，开始思考关于女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是“如何通过她无法控制的方式创造出来，并把它作为真实的东西推给她的”。

在出版《萨德女人》之前，她已经在尝试剖析父权制建构女性气质的路径。如果说茱斯蒂娜和茱莉爱特是女性气质的两种原型，那么她们的故事就是父权制存在的证据——几个世纪以来，父权制在一直在“掩盖”这种建构。

萨德将性视为变革性的力量，认为“女性应该尽可能积极地做爱，在她们巨大的、迄今尚未开发的性能量的推动下，她们就能以性交的方式进入历史，并在此过程中改变历史”。

卡特的文学，也在性关系中找寻变革的可能。

《新夏娃的激情》，[英] 安吉拉·卡特著，严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1972年，卡特开始写一本“萨德式”的小说，后来它被命名为《新夏娃的激情》（The Passion of New Eve）。故事有着反乌托邦色彩，把背景虚构在发生着社会动乱和失序的美国，各个武装派别如影子一般穿梭在情节里，但卡特并没有交代这些动荡的源头。

故事的主人公本是来自欧洲大陆的知识男精英，他在性行为方面颇有“浪荡子”的做派。抵达美国后，他先是被一个女性勾引，两人结成了一段非常激烈的性伴侣关系，其间穿插着各类污秽和渎神般的性交，而后对她造成伤害——她怀孕了，去做人流手术，差点丧失性命，失去了生育功能。

男主人公离开了这个被他伤害的女性，开始在美国大地上游荡。在途中，他被一个女权武装派别劫持，后者强行给他做了变性手术，而且是按照社会大众标准中最“完美”女性的模板打造的。在拥有女性的身体之后，她开始逃亡，经历了一系列性暴力和屈辱。

这个故事的灵感，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提瑞西阿斯（Tiresias），一个因触怒赫拉（Hera）而被惩罚变成女人的男人。书名中的“Passion”一词有受难的意思，卡特认为，提瑞西阿斯的故事仿佛暗示着，成为女人本身就意味着受难。

因触怒赫拉而变成女人的提瑞西阿斯

在书中，对传统性别神话的颠覆随处可见。比如，拥有男性身体时，他的最后一次性交是被强奸——被一个拥有四个巨大乳房的黑人“新神”所强奸，她是那个劫持他的女权武装派别的领袖。而作为女性的她，在逃亡过程中还要经历无数次的强奸。她被拐到一个极度男权的社群，这个社群是一个男诗人主导的，外表非常丑陋，只有一个眼睛一条腿，同时拥有七个女人，她们过得连猪都不如——在社群里，猪是可以自由活动的，而女人是连正常讲话都会受到严惩；她们被规定不能使用正常的语言，只能发出像动物一样的声音。

和萨德一样，卡特也爱书写性倒错。在《新夏娃的激情》中，主人公被男权领袖逼迫穿上了男子的礼服，和一个拥有完美女性形象的、穿着婚纱的男性举行了一场结婚仪式——这个情节难免让人想起萨德写过的一场同是性倒错的婚礼；而后，他们又在男权领袖的强迫和凝视中完成了性交。在逃亡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爱意——卡特说，爱是性的报复，然而这段爱情以其中一人的死亡告终。

卡特最重要的那些小说，无不是在解构和颠覆各种神话原型。她比萨德走得更远，如果说萨德的文学揭露了性别建构的神话本身，那么卡特的作品更是意图摧毁这些神话。“只有对这个世界进行猛烈的改造，并在一个绝对平等的环境中重新开始，才有（转变）的可能。”

参考资料：

《萨德式女人：文化史的操练》，安吉拉·卡特著

《卡特制造：安吉拉·卡特传》，埃德蒙·戈登著

Catherine Gall：Are They Fact or Are They Fiction? The Sadeian Women of Angela Ca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