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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御美女(前往巴格达的唐朝使者)

来源:习南公子|更新时间:2024-06-07|点击次数:

说明:荣新江教授《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一文(原载《文史》百辑纪念特刊 2012年第3期),利用一向不为研究者注意的《杨良瑶神道碑》,揭示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与唐朝之间一番前所未知的外交联系,为阿拉伯、吐蕃、回鹘、唐朝这几大国际势力间的纵横连和增添了新的篇章。本微信号限于篇幅,且为便于微信阅读,对原文进行了大幅缩写,省略了注释和细部考证。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一历史细节的读者,请参看原文。】


唐贞元初年杨良瑶出使大食

作者:荣新江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即唐代史籍所称之“黑衣大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文明。第一代哈里发阿卜勒·阿拔斯将都城从大马士革东迁到幼发拉底河中游的苦法(al-Kūfah)。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al-Manṣūr)又于762年在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巴格达建立新的都城——平安京(Dār al-Salām)。迁都的用意之一就是开展对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贸易。

塔巴里(al-Ṭabarī)《年代记》称:“这个地方(巴格达)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并带给我们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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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巴里《年代记》说巴格达“可以使我们接触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国度”


因为材料的限制,唐与黑衣大食的关系史过去讨论并不充分。张广达先生曾说:“在唐代,确曾横渡印度洋且有姓名可考的中国人有二人,一为达奚弘通,一为杜环。”

现在我们可以再补充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唐德宗贞元初年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


杨良瑶神道碑


杨良瑶神道碑是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的,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2005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录出碑文并做了考释。2012年3月29日,笔者有幸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教授陪同下,到泾阳县博物馆,打制了拓本,并校录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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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良瑶,不见于文献。据碑文,他出身弘农杨氏,肃宗至德年间(756-757),入为内养,成为宦官。代宗时,曾出使安抚叛乱的狼山部落,也曾奉使安南。德宗兴元初(784),朱泚叛乱时,出使西戎(吐蕃),乞师而旋。贞元元年(785),出使黑衣大食。十五年,奉命处理淮西叛乱。顺宗永贞元年(805),回长安,供侍近密。晚年“归信释氏,修建塔庙,缮写藏经,布金买田,舍衣救病”。元和元年(806)七月二十二日,卒于长安辅兴里私第,享年七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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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良瑶神道碑是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小户杨村附近发现的,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


杨良瑶作为宦官,主要的功绩是代表皇帝四处出使,抚平乱局。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应当就是出使黑衣大食一事了。



荣新江教授文章发表后,杨良瑶神道碑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杨良瑶聘使黑衣大食事,《杨良瑶神道碑》是这样记载的: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


据碑文可知,唐朝于贞元元年四月,以宦官杨良瑶为聘国使,出使黑衣大食。杨良瑶一行带着国信、诏书,先到南海(即广州),从广州登舟出发,经过漫长的海上旅行,到达黑衣大食。至少在贞元四年六月之前,使团回到长安。


唐朝遣使黑衣大食的背景和缘由


贞元元年前,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何派出正式使团,不远万里地去黑衣大食呢?这要从唐与吐蕃的关系来找原因。

天宝十四载(755),中原发生安禄山叛乱,唐朝在河陇和西域的劲旅调到中原勤王,吐蕃乘虚而入,攻占河西走廊的凉、甘、肃、瓜等州,并围困沙州。因为双方关系一度改善,建中四年(783)唐蕃在清水会盟,暂时和平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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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泾阳博物馆录写杨良瑶神道碑


十月,发生泾原兵变,朱泚在长安称帝,唐德宗逃至奉天。第二年正月,唐朝急忙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搬取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杨良瑶正是随崔汉衡出使的人员之一。《神道碑》称:“公乃感激出涕,请使西戎,乞师而旋,遮寇以进。”四月,吐蕃出兵相救。五月,吐蕃军助唐军大破朱泚,使唐朝得以转危为安。

七月,吐蕃遣使来索要安西、北庭之地。德宗拒绝所请,唐蕃关系随之破裂。吐蕃“放纵兵马,蹂践禾苗,〔驱掠〕边境之人”。到贞元二年(786)八月,吐蕃大军入寇,游骑深入到京畿好畤(今乾县西北)。九月,吐蕃攻好畤,长安戒严。

正是在唐蕃关系破裂,吐蕃大举进攻唐朝之前的贞元元年四月,唐朝派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其目的恐怕不是像《神道碑》中所说的仅仅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而是要联合黑衣大食,请求其共同对付吐蕃。

合理的推测是,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正是去实施唐朝的联合大食、天竺、南诏、回纥共同抗击吐蕃的策略。

长安的唐朝君臣想到遥远的黑衣大食,大概因为唐朝已获知吐蕃与大食在西域的争斗形势。据阿拉伯史书,在黑衣大食建立前,中亚的粟特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已经成为大食的领地。751年怛逻斯战役之后,安史之乱又削弱了唐朝在西边的力量,大食得以继续东进,直接面对占据大小勃律(Baletistan-Gilgit)的吐蕃。768年或其后不久,大食军队征服箇失密(Kashmir/Kishmir),769年入侵高附(Kabul)。这无疑会触及吐蕃的直接利益,双方在葱岭以西的冲突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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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二年,杨良瑶应当还在路途之中时,韩滉上《请伐吐蕃疏》云:“。臣闻其(吐蕃)近岁已来,兵众寖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唐会要》也记:“(吐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说明唐朝深知大食可以从西面进攻吐蕃,使唐朝边患大大减少。

因此,唐在贞元元年想到联合大食,请大食从西部出击吐蕃,是完全可能的。


为何选择海路


《杨良瑶神道碑》记:“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

南海指广州,广州治南海县,在文学作品中,南海和广州交替使用。所以,杨良瑶一行人是从广州出发,走海路往黑衣大食首都巴格达的。为什么选择海路呢?

如上所述,贞元元年四月杨良瑶出使时,唐蕃关系已经破裂,长安西北横亘着吐蕃的劲骑,河西走廊已落入吐蕃之手。如果向北先到回纥汗国,再折向西,走天山南北的丝绸之路,虽然可以走通,但很难说路上不遇到劫掠等风险。

相反,从广州下西洋,虽“经过万国”,但其中没有与唐朝敌对的国家,使者可以放心前往,国家的信物和皇帝的诏书也容易送达。唯独所要克服的,不是人为的留难,而是自然的阻隔——跨洋过海。

走海路去大食,最佳的出发点就是广州。广州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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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怀圣寺光塔是中古广州在中西交通中重要地位的宝贵见证


广州也是当时远洋航行船舶的集结地。当时出海远行,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船只。杨良瑶作为唐朝官方正式的使臣,恐怕还是要选择唐朝自己的船舶。

《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据《印度珍奇志》说:“波斯湾的商人乘坐中国的大船,才完成他们头几次越过中国南海的航行。”时间应当与杨良瑶的出使时间接近。

桑原骘藏《中国阿拉伯海上交通史》也称赞中国海船:“大食海舶虽然轻快,但较之中国海舶,则不免构造脆弱,形体畸小,抵抗风涛之力不强也。”

这类中国造的大船,应当是杨良瑶一行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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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沉船(黑石号),上图为复原的黑石号。


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正是杜佑担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杜佑兴元元年移刺广州,“乃修伍列,开康庄,礼俗以阜,火灾自息,南金象齿,航海贸迁”,城市面貌一新,发展海外贸易。杜佑还“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在杜佑的治理下,贞元初年的广州,社会安定,海外贸易发达。

杨良瑶选择广州作为出发地,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杜环。

杜环天宝十载随高仙芝西征石国(Chach,今塔什干),在怛逻斯(Talas)战败被俘,却因此得以从中亚前往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区(今伊拉克境),流寓黑衣大食都城苦法等地约十年,在肃宗宝应元年(762)附商舶,经海路回到广州。杜环记述见闻的《经行记》原书已佚,片断文字保留在叔父杜佑《通典》的《边防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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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环《经行记》是宝贵的中西交通史料


可以说,杜佑所掌握的杜环《经行记》,是杨良瑶出使大食的最好指南,不仅出使目的地是杜环刚刚游历过的,而且他走的海路,也是杨良瑶选择的路线。《通典》说杜环从广州登岸,到杨良瑶出使的贞元元年(785),不知道杜环本人是否仍在广州,但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杨良瑶可以从杜佑那里见到杜环的《经行记》,是他出使大食的最佳指南。

此外,杨良瑶出使要“经行万国”,也需要准备皇帝赐给外蕃的礼物。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司,往往以宦官为市舶使。市舶使通过管理海外贸易所得的丰厚财产,正好可以为杨良瑶的出使提供物质基础,他可以通过宦官的系统,在当地备办礼品。这一点,或许也是唐朝选择广州作为杨良瑶使团出使地点的原因之一。


南海祭波


走海路就要面对惊涛骇浪。杨良瑶生长于内陆,自小不熟悉海洋。在他出使黑衣大食之前,曾到过安南(治交趾,今越南河内)和广州,已有近海航行的经验。但毕竟大食遥远,远洋航行,一定危险重重。那杨良瑶一行又是如何面对他们即将面对的惊涛骇浪呢?

《杨良瑶神道碑》称:“邈尔无惮险之容,凛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不畏艰险而进,以此决心,感化鬼神相助。他剪下一束头发,用来祭祀海洋,并手指太阳对众立誓,得到风平浪静的回报。除掉文学的修饰之词,这里所透露出来的,就是面对海洋,古人要用庄严的祭祀活动,来求得上天相助。

那么,杨良瑶一行的祭波仪式在哪里举行呢?最可能的地点,就是广州的南海祠,也叫南海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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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广州之南海神庙


南海祠是隋开皇十四年(594)立于广州南海县南海镇(今黄埔区庙头村),专祭南海神。唐承隋制,南海神是国家祭祀的组成部分,即所谓“岳镇海渎”之一,属于中祀。天宝十载(751)进封南海神为广利王,每年一次由地方长官按时祭祀,也有因特殊原因而从中央派专使来祭祀。南海神不仅仅是官方的祭祀对象,商人、渔民等也都祭祀崇拜。出洋远行者必须祭拜南海神。杨良瑶祭波的地点,应当就在南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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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洋远行者必须祭拜南海神


唐代的南海神庙,应在珠江岸边,杨良瑶一行很可能祭祀礼仪完毕后,就从这里“舍陆登舟”,扬帆远行了。


前往巴格达的唐朝使者杨良瑶一行很可能祭祀礼仪完毕后,就从这里“舍陆登舟”。


出使往返的时间


《杨良瑶神道碑》称“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所谓“星霜再周”指星辰一年运转一周,再周是两年,这次出使至少用了两年时间。贞元元年四月使团出发,大概在贞元三年下半年回到长安。

可以从海行所必须利用的季风来推测。香港大学钱江教授根据阿拉伯人的航海游记,分析过利用季风经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航行,指出唐代阿拉伯商船从波斯湾到广州一个往返约需18个月。从中国出发到波斯湾的航程是:

10至12月从广州出发,利用东北季风前往马六甲海峡,1月份穿过孟加拉国湾,在2月或3月抵达阿拉伯半岛南部,在4月份乘西南季风抵达马斯喀特(Muscat)港。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程是:9-10月出发,利用东北季风穿过印度洋,11-12月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1月份抵达马来半岛等候季风,4-5月份趁南中国海无台风时抵达广州。

据此,推测杨良瑶的行程如下:

贞元元年四月为785年5月13到6月12日之间,用公历来算,785年6月杨良瑶从长安出发,8月份到达广州,经过休整,10月份从广州乘船出发,786年4月到达马斯喀特港,5月到达巴格达。在黑衣大食停留数月后,786年9月份从波斯湾出发,于787年5月份回到广州,787年7月份回到长安(约当唐历贞元三年五至六月)。或许他们在广州逗留长一点,则到长安时已是下半年了。碑文说他在贞元四年(788)六月因出使而被授予官职,则可能他在黑衣大食逗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因为唐廷在他回国时候给他晋级是最为合理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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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行路线


《杨良瑶神道碑》对航行过程用墨极少:“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

那么他们具体的行走路线如何呢?

幸运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从《新唐书》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看到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详细路线: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九龙半岛西北岸一带),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海南岛东北面之七洲/Taya列岛)。(中略)……至提罗卢和国(Djerrarah,今伊朗西部波斯湾头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Larwi),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朗西南之乌布剌/Al-Ubullah),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今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Amīr al-mu’minīn)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Baghdad)。

至迟从兴元元年始,贾耽在京城等地收集资料,既访问“从边州入四夷”的唐朝使者,也通过翻译采访外国人,终在贞元十七年完稿。他和杨良瑶曾同时在长安,岂能不用杨良瑶的材料?不妨大胆推测,贾耽所记或许就是杨良瑶的行驶路线。贾耽记述的起点为广州,终点是大食都城巴格达;杨良瑶正好从广州起航到黑衣大食新都巴格达,而且距贾耽成书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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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皇华四达记》可能从杨良瑶取材甚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贾耽所说“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与《神道碑》所说“黑夜则神灯表路”,如出一辙,应该都来自杨良瑶亲历,甚至亲口所述。因此,贾耽的文字可能来自杨良瑶使团的报告,其中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来自杨良瑶本人的讲述。

《唐会要》卷一〇〇有关大食的后半段记载,出自贾耽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中最新的准确信息,很可能也是贾耽从杨良瑶的报告中得来的。

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地理著作中,也记载了8-9世纪时从巴格达或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也印证了杨良瑶使团的经行路线。如编定于851年的阿拉伯史籍《中国印度见闻录》,就详细记录了苏莱曼(Sulamānal-Tājir)或其他一些商人从波斯湾到广州所经过的不同海域、岛屿及在航行中的所见所闻。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urdādhbih)《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了大约是9世纪下半叶到10世纪初从巴士拉到广州的海上航程,对于经行的地点和里程都有详细的记录。


出使的成果及影响


杨良瑶的出使很可能达到了唐朝的目的。

前面论及8世纪60年代末大食与吐蕃在西北印度的争夺,双方的争斗恐怕不会很快结束。《旧唐书·大食传》说“贞元中,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恐怕说的是实际的情形,而这种情况应当在贞元中后期更加严重。很可能大食是受到了唐朝的鼓动,而这应是杨良瑶外交努力的结果。

从整个唐朝对外关系史来看,杨良瑶走海路出使黑衣大食,也大大促进了通过海路的东西文化交流,似乎从贞元初年开始,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兴盛起来。

王虔休《进岭南馆王市舶使院图表》说:“(贞元年间),诸蕃君长,远慕皇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到贞元末,“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大量物质文化产品源源运往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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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蕃君长,远慕皇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梯山航海,岁来中国”。


中晚唐时期这类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的舶来品逐渐增多,在广州及东南沿海许多地方都有出土,有的也被带到天下宝物所聚之都——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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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罗布泊考察。右起:荣新江、王炳华、冯其庸、罗新、朱玉麒。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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