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养殖招聘(桂林兴安4名扶贫干部被疑“投资”养鸡出资购鸡交由贫困户养，然后“赚差价”？)

村民在屋前屋后养鸡

近日，记者接到报料，兴安县严关镇有4名扶贫驻村干部每人出5000元凑了2万元，和一家出资2万元的公司联手，购买了600多只鸡和一批饲料交由困难群众饲养，待鸡销售后，那些养鸡的困难群众可按每斤鸡3.5元拿“饲养费 ”。在报料人看来，那4名扶贫驻村干部这种行为不是扶贫，是“投资”。

连日来，记者走访了部分养鸡的困难群众、扶贫驻村干部、严关镇政府和兴安县扶贫办，对此事进行了核实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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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驻村干部被疑“投资”养鸡

8月20日上午，兴安县严关镇仙桥村委界富坪村。45岁的村民杨示手持水勺给养在屋后的10多只鸭子喂水，他患有先天生性侏儒症，18岁那年，他加入一个表演团，去各地表演节目。期间，他与同团队同样患有先天性侏儒症的柳州女孩黄丽云结婚。2016年，夫妻俩因身体每况愈下退出团队返乡。少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后，他们经济压力巨大，加上又干不了别的体力活，只能在家喂养鸡鸭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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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屋前屋后养鸡

2018年8月份，扶贫驻村工作队员彭某提出，由他提供鸡、饲料和技术，让杨示来负责饲养，最后按每斤鸡3.5元的价格支付“饲养费”。接下来的3个多月，杨示一共帮彭某养了80只鸡，获得800多元“饲养费”。

“我没有其他赚钱的路子，这至少也是一笔收入。”杨示告诉记者，虽然赚钱不多，但他觉得划算。另外，他除了积累了养鸡经验外，也结识了一些购买鸡鸭的人，方便他以后销售鸡鸭。

69岁的村民杨怀云和杨示同村。1996年，他儿子遭遇车祸，后落下癫痫后遗症，失去劳动能力。他和妻子照顾儿子的同时，还要负责孙子读书，家里十分困难。

杨怀云介绍，去年七八月份，彭某来到界富坪村发动村民养鸡，村民只负责养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当时，很多村民报名。最后，彭某只选了他和杨示两户人家帮养。

去年10月23日至11月30日，杨怀云先后6次接收彭某送来的鸡，共246只。每次接收鸡的只数和重量，杨怀云都用小本子给详细记了下来。去年11月30日那次，恰好遇到下雪天气，那50只鸡回来后没几天就开始生病，一连死了30多只，其他鸡也受到影响，死了10多只。今年春节前，杨怀云将剩下的78只鸡退还给了彭某，算上之前卖掉的那些鸡，他一共拿到了1500多元的“饲养费”。

每次接收鸡的只数和重量，杨怀云都用小本子给详细记了下来

除了界富坪村外，仙桥村委还有其他自然村的村民给彭某养鸡。记者在走访中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村民称每斤鸡3.5元的“饲养费”划不来，虽说鸡、饲料和用药都不要自己负责，鸡养死了也不用赔，但这些鸡买过来的时候都是“饲料鸡”，村民对这些鸡进行放养，吃玉米、糠、剩饭剩菜等。前一两个月，这些鸡不要说长肉了，体重还会变轻。之后的第三四个月，长肉也很慢。

报料人告诉记者，10余元一斤的“饲料鸡”经过村民四五个月地放养之后成了土鸡，价格至少能买到每斤二三十元，中间这个差价还是比较大的，从中就会产生利益。彭某等人作为扶贫驻村干部或者工作队员，帮助困难群众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怎能当做一门“生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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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是为贫困村民积累养鸡经验

彭某是兴安县人民医院职工。去年4月，他被派到严关镇仙桥村委担任扶贫驻村工作队员。

“界富坪生态环境好，那里的土鸡在桂林地区的口碑都很好，村民家家户户都养，不过没有形成规模养殖。其原因就是村民缺乏规模养殖经验和技术，自然就顾虑重重。我跟村民说，你们只管养，鸡和饲料我们提供，鸡病了我们治，鸡死了也不用赔。”

8月20日下午，彭某向记者介绍他们组织贫困村民养鸡的原因，目的是让贫困村民打消顾虑，带动他们的积极性，积累养鸡经验。

去年6月份，彭某着手带领仙桥村委贫困村民规模化养殖家禽事宜，他带着村委干部和其他驻村工作队员，先后去了南京宿迁和安徽芜湖，寻找家禽养殖公司合作。他们的期望是，有公司出技术和设备在仙桥村委设置孵化基地，期间跟踪进行家禽养殖技术指导，最后再回收养好的家禽。此行，他们并没有找到理想的合作项目。去年7月份，他们在桂林找了一家鸭子养殖公司，走的是“老板+合作社+农户”模式，于是，一些村民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地开始养鸭。

尽管没有找到和村民合作养鸡的养殖公司，但彭某并没有放弃，他还是想利用好“界富坪土鸡”这个牌子。为此，他想到走村民合作社的路子。然而，在随后的操作过程中，只有部分村民愿意养鸡，户数太少，不足以建立村民合作社。为了带动村民养鸡的积极性，彭某决定自己掏5000元钱来给村民养鸡，村民只管养，最后拿每斤鸡3.5元的“饲养费”。他的想法是，等一部分村民通过养鸡赚到钱之后，就会吸引更多村民养鸡，那村民合作社的路子就可以走了。

期间，彭某的想法得到了仙桥村委驻村第一书记骆某和另外两名扶贫驻村工作队员的支持，他们每人同样愿意拿5000元出来。与此同时，彭某还在桂林找了一家公司，那家公司也出资2万元。

随后，彭某在仙桥村委各自然村一共找了9户村民养鸡，养鸡620只。期间，死了117只，共卖了475只，还剩28只。

彭某给记者算了下账，成本有购买那620只鸡的钱、饲料费用和村民的“饲养费”，总共花了4.7万多元，卖鸡卖了3.7万多元，亏了近1万元。这亏的钱由他们4人和那家公司共同承担。

彭某告诉记者，今年雨季已过，他们计划组织第二批村民养鸡，目前已有一二十户村民报名。

“要是按这种模式养鸡赚到钱了，那赚到的钱是你们4人和公司一起按投入的比例进行分钱吗?这样会不会给人落下你们‘投资’的口实?”对于记者这个问题，彭某说：“我们4人肯定是不能拿这钱的，赚到的钱也是分摊给那些养鸡的困难群众。”

彭某表示，为了打消别人的疑虑，等手上那28只鸡卖了之后，他会召集养鸡的村民一起把账算下，不管是赚钱还是亏钱，也让村民心里有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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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扶贫办表态：这种“扶贫模式”需进一步完善

8月23日，在兴安县扶贫办会议室里，该办副主任蔡余明、严关镇分管扶贫工作领导杨芳，以及骆某、彭某接受了记者采访。

骆某介绍，彭某的目的是带领贫困村民做些事，特别是那些没有太大劳动能力的人，让他们利用屋前屋后的空地养鸡。

骆某说：“当时，彭某找到我说，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带动他们养鸡的积极性，他要自己掏5000元钱给村民养鸡。我觉得他这样为村民考虑很好，我表示也出5000元钱。随后，又有2人也愿意出那5000元钱。彭某在桂林找了一家公司，也拿了2万元钱出来。我们这个钱，都是赞助困难群众的，就是提供本钱给他们养鸡，根本没打算要他们还的。”

既然不涉及到逐利的问题，那家公司为什么要赞助那2万元钱?

骆某解释，那家公司负责人是彭某的亲戚，是彭某劝说他们这样做的。另外，那家公司这样做也有好处，他们可以扩大自己的货物来源，村民养的鸡都交由他们公司回收，每只价格88元。

那每斤鸡3.5元的“饲养费”是如何定下来的?彭某介绍，购鸡成本价每斤12元，按每只3.5斤算，购鸡的钱是42元;每斤鸡每月饲料钱约9元，3.5斤的鸡就是31.5元;再加上3.5斤的鸡“饲养费”12.25元。以上三项费用共85.75元，平台回收价格是每只88元，两者的差额不大。

骆某告诉记者，对于彭某尝试的这种“扶贫模式”，他向严关镇党委和政府口头汇报过，由他们提供本钱给贫困村民养鸡，当中有公司负责回收，一旦盈利就把这些钱用来发展下一批贫困村民养鸡。对此，杨芳表示，她也知道这事，因为这种“扶贫模式”还在尝试阶段，所以还没有形成文字汇报。

蔡余明谈了自己对这种“扶贫模式”的看法，这种“扶贫模式”毕竟还处在尝试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扶贫驻村干部可以用赞助的方式拿钱给贫困村民养鸡，甚至可以发动一些企业参与进来都可以。由于参与养鸡的农户较少，在村民合作社没有参与进来的情况下，这种“扶贫模式”在操作过程中要当地党委和政府进行资金备案和文字备案。今后，这种“扶贫模式”最好还是让村民合作社来管，由他们统一管理那些散养户，资金和账户都要交给他们。

蔡余明说：“等剩余那28只鸡卖掉之后，在账目的核算上，养鸡的村民、村委干部、严关镇财政所工作人员都将参与进来，确保账目公开和透明。”

蔡余明表示，在完善好的基础上，这种“扶贫模式”还是有亮点的，完全可以在全县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