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鱼是人工养殖的吗(全球食品工业化时代，人与动物的驯化关系将走向何方？从养殖三文鱼说起)

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三文鱼，一种口感细腻、营养丰富的水产，近年来已成为全球食客餐桌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之一。我们通常所说的三文鱼是鲑鱼（Salmon）的统称，主要包括挪威、智利、苏格兰、法罗群岛等地的大西洋鲑鱼，以及太平洋北部的一部分鲑鱼品种。作为一种冷水性的洄游鱼类，三文鱼注定要经历传奇而悲壮的一生：起初，鱼卵孵化于河床较浅、水流平缓的淡水之中，从鱼苗成长为幼鱼后，它们顺流而下，进入海洋，在那里度过大半生，最后再逆流而上，洄游到出生地产卵。每年7月至11月，成年的三文鱼成群结队穿过山涧、峡谷、急流和险滩，甚至要跳跃着冲过数十英尺高的障碍才能到达上游的河道，可谓九死一生。而一旦它们到达淡水区域便会停止进食，直到完成繁衍后精疲力竭地死去，同时开启了下一场生命的循环。

然而，如此动人的生命故事仅属于少数的野生三文鱼，如今市面上的三文鱼几乎都是人工养殖的。挪威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大西洋三文鱼种群所在地，也是三文鱼水产养殖的起源地和主要推动者。20世纪60至70年代，三文鱼的水产养殖试验在挪威大获成功，三文鱼很快作为“养殖场新秀”被纳入密集化生产的体系。随着农业的生产原则被延伸到海洋领域，三文鱼养殖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上95%的三文鱼都来自养殖场。

在近日出版的《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一书中，挪威社会人类学教授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基于她从2002年起在三文鱼养殖业的田野调查，以多物种民族志的视角检审了三文鱼是如何成为全球化的水产资本的。在她看来，三文鱼养殖可被视为人类驯化动物历史上的最新转折。这是有史以来鱼类第一次被置于全球食品生产的工业化体系之中，它的出现给全球海洋资源格局带来了巨大改变，它所引发的变数也在重新定义人类与动物、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养殖场内外以及更复杂的水域里思考驯化是什么，以及可能成为什么。

01 养殖场内：三文鱼的驯化与工业化扩张

如果将驯化看作人类与非人类得以共同生存在彼此的世界中并且为彼此制造空间的实践，那么人类与三文鱼的驯化关系在11世纪就已经浮现。有科学家曾在内陆山谷的岩石上发现古代北欧文字刻下的一句话：“艾格将鱼带到了红湖。”这里的鱼很可能指的是鲑科鱼，换句话说，有人将鱼苗在淡水湖或河流间进行了移动，以便管理河流并提高鲑科鱼的种群数量。19世纪，挪威率先在东南部的河流中展开鲑科鱼的孵化实验，随后建立了两处“围坝”用以养殖鲑科鱼。自此之后，相似的实验在德国、法国、苏格兰等地纷纷开展，北美则尝试将太平洋三文鱼引入东海岸。20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网箱的出现和用于三文鱼“银化变态”（smoltification，一种生理学和形态学的变化，三文鱼必须经过银化变态才能从淡水迁移至海洋继续生长）的孵化场被建立起来，三文鱼水产养殖正式走向商业化。

最初挪威的三文鱼养殖运作规模很小，只能确保本地社区的三文鱼供应，但在短短几十年内，巨大的投资和成功的出口使得仅有500万人口的挪威成为了养殖三文鱼生产的领导者。据统计，挪威养殖三文鱼的产量在1971年只有近100吨，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100万吨，相当于每天为全球提供1200万份三文鱼餐。通过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喂养效率、模拟三文鱼的自然生长环境并严格控制其生长周期，三文鱼养殖业成功晋升为全球食品生产中扩张最快的领域之一。

乍看之下，三文鱼的养殖似乎与其他陆地动物的工业化饲养如出一辙，都涉及人为的控制与空间约束，这也是人们对于“驯化”这一概念最常见的理解。但在《成为三文鱼》的作者利恩看来，这种理解是过分简单和局限的，不仅由于鱼类与陆地动物的养殖条件不同，而且驯化本身也可能包含一系列变化的关系。在驯化过程中，人类与动物并不必然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单向关系，它们也在塑造着彼此。

在针对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场进行田野调查时，利恩发现，三文鱼的养殖包含着许多不稳定的、偶然的实践，鱼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也在与人类的互动中凸显出来。譬如，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鱼类是冷血动物，它们生活在水中，远离人的视线；它们沉默不语；从它们闪耀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情感，它们的身体语言也很难破译……这些都限制了人对它们的回应。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也曾在《吃动物》一书中提到，我们会与狗分享喜怒哀乐，但我们没法想象一条鱼的感受，也无心去想，仿佛动物伦理不适用于鱼类。

然而，就在三文鱼的养殖场内，人与鱼类的互动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利恩注意到，一些饲养员通过长期反复的巡查和喂食工作，可以敏感地觉察到不同网箱中三文鱼的动态，鱼群的游动起浮、逐食速度等都可能成为关键的信号，饲养员仅凭肉眼便可判断出它们是否饥饿、是否健康、是否感到压力等，并会主动照顾它们的需求。一种非常规的人与鱼类的情感性关系在此建立起来——有趣的是，它不存在于个体人类与个体动物之间，而是个体人类与一整个网箱的鱼群之间。人们通常将个体当作是知觉主体和人类情感的客体，而养殖三文鱼却提醒人们不要忽略对集体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三文鱼养殖业的发展也促使三文鱼变得越来越“有感觉”。早期的科学家认为鱼类没有意识，不会思考，也感觉不到疼痛，因为鱼体内不具备哺乳动物所拥有的“新皮层”，这一说法在21世纪遭到了挑战。事实上，正如利恩指出的，动物的感觉关联的不仅是动物的神经学，它也与人类伙伴日常互动中的照料、同情与忽略有关。随着三文鱼养殖业的大规模扩张，三文鱼不再仅仅是鱼，它们也成为有感觉的“动物”，被纳入欧洲动物福利立法的考量。如今，挪威养殖三文鱼的商业化宰杀必须按照法律的要求“免除不必要的压力、痛苦和伤害”，所有的鱼类养殖场工人也必须参加例行的鱼类福利课程。

02 养殖场外：从野生三文鱼到全球海洋生态

在水产养殖出现之前，现代商业捕捞是人们捕鱼的主要手段。今天的渔船能够利用声呐、卫星导航系统、深度探测器和精细的海床地图跟踪鱼群，将长达几千米的渔网撒进海中。最具摧毁性且不分青红皂白的捕鱼方法是底拖作业，拖网渔船就像携带着一台割草机，让渔网在上千米的海床上拖行，把沿途所有东西一网打尽，不仅包括数量巨大的鱼和它们无辜的海洋同伴，也包括它们共同的栖息地，譬如珊瑚、海绵、海扇等。美国动物行为学家乔纳森·巴尔科姆在《鱼什么都知道》一书中指出，这种野蛮的捕捞方式对海洋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真相：我们之所以可以吃到比过去更多的鱼，不是因为鱼变多了，而是技术改变了商业捕捞。

事实上，全球鱼类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鱼类总消费仍然由于人口增长而显著增长，更何况，人类喂养的其他动物也会吃鱼类制品。在这一背景下，水产养殖作为商业捕捞的替代，其初衷便是解决野生鱼群数量锐减的问题。理想情况下，养殖三文鱼应当是野生三文鱼的救星，但现实情况却相当复杂。有报告指出，三文鱼养殖业的兴起反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野生三文鱼的捕捞，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野生三文鱼的捕捞量增长了近30%，而这正是三文鱼养殖业向全球扩张的鼎盛时期。

作为一种肉食性动物，养殖三文鱼也牵动着更广泛的海洋资源，因为用来饲养它们的主要食物就是鱼类本身，而“饲料鱼”往往是通过捕捞获得的，这就使得水产养殖业扩展到了养殖场之外，远远超出人们所预想的范围。根据利恩调查的一家全球主要水产饲料生产商斯科瑞亭（Skretting）的数据，养殖三文鱼食用的饲料通常有约一半来自秘鲁凤尾鱼，另一半来自在北大西洋捕获的不同的鱼和边角料。在短短一周内，一条成年三文鱼可以吃掉相当于它体重四分之一的饲料，一个拥有50万条成年三文鱼的生产点每周需要采购近50吨的饲料颗粒才能维持生产。如此庞大的饲料供应量意味着三文鱼的养殖很可能导致其他鱼类变得稀缺，从而在生态上不可持续。

可以说，来自北半球的养殖三文鱼不仅足以撬动南半球乃至全球的海洋资源，也在时时刻刻改变着海洋生态。当野生鱼类用来喂养养殖鱼时，养殖鱼也成为了海虱的盘中餐。海虱是一种附着在海洋生物身上、以其活体组织为食的寄生虫。在野外，海虱并不构成威胁，但在人工养殖的高密度环境中，海虱有机会在寄主身边旺盛地繁殖，这在三文鱼养殖业十分普遍。海虱不仅会导致养殖三文鱼生病和死亡，也会通过可渗透的网箱扩散到周围数千米的水域中，使得生活其间的野生鱼类也遭到荼毒。

在利恩看来，三文鱼的水产养殖提醒我们，驯化不止发生在眼前。当驯化与三文鱼这样一种联系着全球海洋动态平衡的生物结合在一起时，整个组合变得更加复杂而脆弱。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三文鱼的养殖或许不可持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饲料会越来越昂贵，清除海虱也要付出成本；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看，挪威需要为了三文鱼产业的繁荣确保继续获得海洋资源。驯化在这里不得不成为一种平衡性的动作，以维系经济、环境、地理政治考量以及鱼的胃口和人类营养。

03 迷失在海洋里：“逃逸”三文鱼对驯化的启示

如果将三文鱼的驯化与陆地动物类比，我们自然会认为鱼网是一种针对鱼类的空间限制工具，就像农田中的围栏和牲口棚中的畜栏一样。利恩认为，这种类比不是完全错误的，却是不完整的，它不能看到鱼网的全貌，也选择性地忽略了“限制”的定义所不能解释的很多方面。

海虱的例子或可被视为“限制”之外的一个变数，在某种程度上，它证明了养殖三文鱼实际上从未远离鱼网之外的广泛水域，而鱼网的限制也不足以保证三文鱼的繁荣生长。有关鱼网的另一个变数是“逃逸”的三文鱼：在挪威，大部分的养殖三文鱼都安全地养在遍布峡湾和河口的网箱和围塘中，但事故偶有发生，有时推进器会将鱼网撕开一个大口子，几千条鱼就逃了出来。由于养殖三文鱼的总量非常庞大，逃逸的鱼群虽是少数，却不容忽视。相关报告显示，2002-2012年间，每年平均有44万条逃逸的大西洋三文鱼。它们中有些被重新捕捞上来，很多死去了，还有一些可能游到河流的上游，在那里产卵。

这些养殖三文鱼最初是被人类从它们发源的河流中移出并放入养殖场培育出来的，它们是本地大西洋三文鱼的后裔。当三文鱼从网箱中逃逸后，它们会本能地想要返回它们的出生地，但讽刺的是，其发源的河流如今只会认定它们为“外来物种”。多数生物学家认为，由于人工选择一直存在，驯化的养殖三文鱼已经拥有了被改变的遗传物质，如果它们逃离并与野生三文鱼杂交，将对三文鱼种群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威胁到本地的生物多样性。这意味着，一旦逃逸的三文鱼被管理者发现，其下场就是被捕杀。

自从三文鱼养殖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增长后，三文鱼种群内部的区分就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是野生三文鱼与养殖三文鱼的区分，然后是野生三文鱼与逃逸的养殖三文鱼的区分。逃逸的三文鱼并不懂得“逃逸”，它们仅仅是因意外而迷失了，成了无家可归的幸存者。但就人类关于野生与养殖的区分而言，它们成了错位的麻烦，被认为不纯粹，也不适于参与到当前定义三文鱼水域的人们所想象的未来之中。然而，正如前文所述，野生三文鱼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也并非是独立进化的，至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渔民和相关组织就一直在一代代改变三文鱼的产卵路线，并采取手段提高三文鱼的孵化率。在一些看似原始的三文鱼河流中，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物种进化的漫长且不断变化的历史。

在过去有关驯化的叙事中，驯化将控制和约束作为人类与动物关系秩序化的关键手段，从而被认为实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转变。三文鱼或许将打破这一叙事。作为一种新晋的驯化动物，三文鱼让我们看到了模棱两可的一面——既非完全驯化，也非完全野生。它的出现使得驯化原本要维持的那种有关“自然”与“文化”的秩序化二元论变得不再可靠。正如利恩所说，在今天，“共同性”、“不确定性”和“不断修补”才是用来把握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生产性关系的更好字眼。我们需要做的是摆脱陈旧的二元论去想象驯化，在自然与文化之外创造一种新的驯化实践的空间，因为只要人类还在三文鱼回来产卵的河流边居住，我们的历史就是缠绕在一起的。

参考资料：

《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化》，[挪威] 玛丽安娜·伊丽莎白·利恩 著，张雯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7.

《吃动物：无声的它们与无处遁形的我们》，[美]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 著，陈觅 译，文汇出版社，2021-5.

《鱼什么都知道》，[美] 乔纳森·巴尔科姆 著，肖梦 赵静文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