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 养殖(工业碾压、垦造水田，浙江乐清血蚶养殖消亡危机)

△ 浙江省乐清市翁垟，海堤内，工业园区的施工机械在进行施工，逐渐逼近所剩无几的养殖塘。

浙江省乐清湾是“中国泥蚶之乡”，而翁垟三屿村是国内最主要的泥蚶养殖苗种基地。如今，这处贝类苗种基地建起了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村民反映其环评报告仍存争议，并且该厂导致一线防潮堤开裂，建筑垃圾污染水体导致贝苗死亡。

除了污水处理厂的影响外，苗种基地面临另一更大危机：给贝类苗种提供藻类食物的养殖围塘，已被强制要求改为水田，种植水稻。这使苗种基地面临消亡。这个当地的“垦造”工程——“海岸稻田”却因海水渗入，一年下来很可能颗粒无收。

防潮堤外，失去养殖围塘的村民不得不随着前移的海岸线，圈下新水域违规养殖。

相关专家认为，这个现状背后是用地关系紧张的困局，无形中挤占渔业养殖水塘，迫使渔民在防护堤外围塘养殖，威胁着海洋生态环境。

浙江乐清血蚶养殖消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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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贝类苗种基地

因为汁水如血色，泥蚶又名血蚶，泥蚶的血红素被认为能益气补血而广受大众喜爱，全国市场对其成品的需求量很大。

而浙江省乐清市翁垟的泥蚶因不含泥沙，口感好备受市场认可。村民回忆，1998年到1999年，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徐善良又在三屿村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推广。当时，泥蚶苗最贵能卖到2万元/斤。

2000年左右，村民们自筹资金相继建起几十家育苗场，自此，大规模人工育苗技术使三屿村迅速成为国内闻名的贝类苗种生产基地。

△ 吴立定夜间在贝苗育苗池进行“催苗”，“催苗”俗称“生孩子”，也就是成年的公贝类和母贝类在育苗池内结合，生成贝苗。

翁垟街道三屿村建兴水产育苗场老板吴立定是徐善良的徒弟，也是三屿村村委会副主任，三屿水产育苗专业合作社领头人。

他说，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和水质对天然藻类的影响，三屿村的泥蚶和海瓜子的苗种生产非常稳定，仅育苗场的年利润就有上亿元。

△ 催苗培藻都是在室内进行。吴立定负责催苗，女儿吴露露负责为贝苗宝宝准备“奶粉”，也就是藻类。据了解，为贝类育苗必须配套单细胞藻类的培育池。

△ 吴立定的女婿倪正育带着几个20多岁的小伙，负责二十多个育苗池的日常管理工作，根据贝苗的生活习性，育苗池每隔四五天要更换一次净化后的咸度适中的海水。

△ 贝苗对藻类要求很高，吴立定随时都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苗种宝宝的状态，以判定池中藻类的多寡。

然而，5月中旬，吴立定发现，刚刚催生了四五天的泥蚶苗几乎全死了。显微镜下，这些才发育出贝壳轮廓的透明小生物已经彻底寂灭不动，游动的是其他生物。

“都长虫了，可能跟污水处理厂施工污染了水有关”，吴立定的女儿吴露露说。

全村九成反对建污水处理厂

“育苗是贝类养殖产业的最上游，各方面要求很高”，吴立定认为，污水处理厂的占地使藻类吃水塘减少；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又进入水体，直接影响了苗种的催生数量与成活率。

原三屿村村主任汤长锋说，在建厂之前，村委会发起过调研，全村超过九成反对污水处理厂落户。但令村民愤怒的是，在环评报告仍存争议时，污水处理厂就先建成土建结构。

△ 俯瞰建设中的翁垟污水处理厂，厂区建立在村内一片坑塘水面之上，东侧紧邻村内的兴三塘，西侧北侧厂区墙下就是养殖户的虾塘。

乐清市环保局关于《乐清市翁垟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提及，“项目必须落实好施工期环境保护工作，废土石方、沉砂、格栅渣、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应定点堆放，并及时按规定处理；不能近水边堆放，避免暴雨时被冲刷进入水体造成污染”等。

但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挡墙周围的地面遍布格栅渣、铁钉、钢管、废滤布和食物残渣等生活垃圾，与地下涌水、渗水等混合。

记者在施工场地看到，污水厂外的兴三塘塘堤多处裂缝，有修补痕迹，塘外还有大量用于抢修工程用的抛石。

一家工程咨询公司出具的资料显示，“2017年8月翁垟污水处理厂在地基施工过程中，致使海塘塘顶发生裂缝、位移等现象，海塘结构受损严重。”

关于翁垟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必要性，记者采访了温州市生态环保局乐清分局总工郑道福。他介绍，乐清市要求的污水处理能力与目前的实际处理能力差距很大，所以建立污水处理厂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养殖围塘变耕地种水稻

2016年9月20日，乐清市人民政府与翁垟街道办事处签署《浅海滩涂海域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但三屿村村委会表示，事后才知此事，村集体的反对意见未被尊重。

△ 海堤内的一些养殖塘变成了工业用地或水田，随处可见废弃的渔船。

按照翁垟街道的滩涂海域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剩下供以贝类育苗的虾塘面临被清退，被垦造成水田的危机。

据媒体2018年公开报道，浙江省对耕地“占补平衡”提出新要求。相关文件显示，三屿村的苗种基地以南的所有虾塘，全部被详规为一类工业用地（M1），这些工业地块同时被标注有“垦造水田项目地块”字样。

对此，翁垟街道办事处表示，M1是规划，垦造水田是现实安排，两者不冲突。

△ 5月15日，俯瞰翁垟正在将养殖塘垦造成水田。

根据乐清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资料，在2018年《乐清市超规划养殖整治工作方案》中，翁垟街道清退的养殖塘涉及11个村共1760亩用于垦造水田。

△ 航拍翁垟太阳谷正在开挖的山体。村民说，过去这是座青山……土方开挖后多用来填海或填养殖塘。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5年以来，翁垟、城东、蒲岐等街道积极垦造水田，到2018年8月已累计垦造水田4738亩，是历年垦造水田面积的近10倍。其中，翁垟近三年垦造水田面积占全市垦造水田计划的60%。

△ 一位渔民在海堤内的养殖塘捕鱼。记者随机询问沿途海堤内渔民，均对养殖塘被侵蚀，权益被侵犯而无可奈何。

翁垟街道下属共有28个村，记者在采访时，多位村民表达了对翁垟街道办强制垦造水田的看法。

村民们普遍认为，清退所有养殖围塘垦造成水田的做法，肯定是不合乎公众利益的选择。一位村民说，养殖的话一亩地的利润在5000元-10000元，改成农田后，一亩地最多不过是2000多元，我们的收入在倒退。

垦造水田的“二包”吴兴科是台州排名前十的种粮大户，他今年3月来到翁垟，从“一包”手里租赁了新垦造的1700多亩土地，期限5年，条件是前两年必须种水稻。

吴兴科说：“早稻一般一亩地三万苗左右，现在四亩地不到一万苗……苗还在继续死。涨潮时海水会通过堤坝等渗入，这里地水是咸的，土是咸的，我尝过，比碱水面的汤还咸。上半年雨水多，种下去还好一点，但是天一晴，太阳一晒，盐分就上来了，苗就开始死。”

目前吴兴科已投入150多万，他说，按现在的长势，每亩最多收割一二百斤，有的地甚至颗粒无收。“今年，很可能把我这十几年种地挣的钱全部搭进去了”。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战略决策委员会主任曲睿晶认为，清退养殖塘强制垦造水田是一种变相的围海造地，这两年中央环保督察组严查围填海项目，明着是被叫停了，暗地里，政府在背后通过侵占农民利益逼迫农民下海去重新获取资源，政府相当于通过击鼓传花的方式去获得土地，获得利益。

向大海讨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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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认为，围塘养殖一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一个养殖户每年的收入在20万元左右，失去围塘，生计如何着落？除了给点补偿费，没有任何其他安排。

面对现实，他们不得不随着前移的海岸线，圈下新水域，重操三十年前的旧业，不过挖掘机代替了人工，更快速地向大海要地要生计。

△ 在远离海堤大约2公里左右的滩涂，围垦了越来越多的养殖塘，挖掘机不断向海中掘进。

△ 由于防洪堤内的养殖塘不断被工业用地和垦造水田侵蚀，一些渔民不得不越过防洪堤，在潮间带滩涂上围筑养殖塘。图为大潮退去后，一台挖掘机正在开挖新的养殖塘。

△ 早上9时许，潮水下退，渔民开始准备进入滩涂赶海。因为进入滩涂后需要在没过膝盖的淤泥里待八九个小时，为避免划伤和保暖，很多渔民都要穿上几层长袜子，并用带子系紧，以免被淤泥带掉。

△ 翁垟一带，一部分年轻人主要从事育贝苗或在工厂打工，下海的多是40到60多岁的村民。他们大多数使用滑板船，一条腿跪在上面，一条腿在淤泥里向后蹬，比在淤泥中步行快很多，向近海的滩涂前进。

△ 淤泥中有各种野生贝类、蟹、跳跳鱼等，渔民在淤泥中前行。一只白鹭紧随其后，捡漏海鲜。

△ 在赶海的渔民中，女性占有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身手和男性并无二致。

△ 他们根据各种经验判断，寻找生活在滩涂淤泥中的野生海鲜。一位女性渔民将捕捉到的一米多长的海蜈蚣放入桶内。

△ 傍晚，海潮开始上涨，大约17时许，陆续有渔民上岸。夏天到19时许，在大潮抵进防洪堤前，渔民全部上岸。图为渔民上岸前，在泥水中把身上的淤泥清洗掉。

△ 在防洪堤内也有些养殖塘，主要是女性渔民清洗身上淤泥的地方。

△ 渔民满载着一天的收获，带着工具陆续上岸。

△ 一位渔民背篓里装了五六斤跳跳鱼，他还收获了海蟹等海产品。

△ 一些上岸的渔民围着收购海鲜的小贩交易。有的渔民会在堤岸上直接把海鲜卖给小贩，有的渔民则在第二天一早放到菜市场上销售。野生海鲜产品价格相对比较高，渔民一天下来，少则收入三四百，多的上千。

△ 两位渔民将船锚抬上岸，他们是另一种下海的渔民。晚上涨潮时，当他们停放在滩涂河道闸口的船浮起后，便会开动动力船，进入深海捕鱼。

△ 跟潮驾船的渔民，都是夜间捕鱼，白天休息。在第二天清早，他们要驾船回到堤岸附近的闸口，把船固定好，等到潮水退去后，船底就托在淤泥上。

△ 赶海结束后，渔民带着捕获的海鲜，骑自行车沿着小路回家，远处的家与一片工厂毗邻。

新京报首席记者陈杰 刘旻 摄影报道

责编 胡杰 陈康 本文编辑 李凯祥 校对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