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鲈鱼养殖(吴重庆：为什么龙头企业不愿直接雇用农业工人？)

【文/吴重庆】

在传统农业发达的区域里，人多地少是其共同特征。小农经济作为此区域人群的主要生计方式延续了数千年。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中，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小农农场实现从种植粮食的小农生产转变为“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畜禽养殖和/或蔬果种植（尤其是拱棚蔬菜）的小农经营，即以资本密集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增的产出弥补了劳动力密集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内卷化，由此实现中国农业的“去过密化”，实现农户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乡村发展。黄宗智先生称之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其实，任何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密集型的农业，中国传统农业因为资本、技术等新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得以“去过密化”。这一情形的发生，类似于舒尔茨所谓的传统农业改造。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小农经济却无法作为一种谋生方式而存在。就农业领域而言，市场化竞争逼迫农业经营者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耕作规模以及提高亩产量，高投入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农业出现了。规模化、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同时也抬高了诸如化肥、农药、机械设备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土地租金等的市场价格。

因此，现代农业不仅大大抬高了进入农业领域的门槛，把小农拦在门外，更加关键的是，即使小农只是想维持现状也变得不可能，因为在生产资料价格被现代农业抬高之后，小农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只好选择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辅助劳动力在家务农的生计策略。这也是所谓的“半工半耕”的逻辑。显然，市场化下的现代农业对小农构成了市场排斥。

其实，即使是黄宗智先生论及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并非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其对一般欠缺资本和生产经验的小农的市场排斥也是明显的。

我们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调查时发现，鲈鱼养殖已经成为全镇的支柱产业，也成为过半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依然有差不多一半的农户需要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打工家庭的情况，它们在开始时也是从事家庭鲈鱼养殖的，也是可以以此养家的。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养殖户为了追求水面单位面积的鲈鱼产量，不断地大量投放鱼苗，水面单位面积鲈鱼的密度越来越高，鱼塘里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饲料，需要安装越来越多的增氧设备。即便如此，鱼塘发生鲈鱼瘟疫的情况还是有增无减，养殖户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往鱼塘投入鲈鱼消炎药。

这样的鲈鱼养殖方式抬高了养殖户对水面单位面积的资本投入，当地鲈鱼养殖户介绍，每亩水面大概需要投入30万元，不少人靠借贷筹集生产资金。更重要的是高投入增加了生产风险（如鲈鱼瘟疫）和市场风险（如鲈鱼市场价下跌），稍有不慎，就可能血本无归。家底薄、养殖经验欠缺的农户在竞争中首先败下阵来，不得不告别鲈鱼养殖业，加入外出打工的行列。

由上可见，今天的外出打工者中，有一部分人并非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准确地说，这些人并非像剩余劳动力那样溢出农业与农村，而是以农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被挤出农业与农村。

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减少（图源：Science Direct）

截至2014年，全国乡村就业人员37943万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人员22790万人，第一产业人员所占比重约为60%。尽管打工收入已经成为中国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由于中国乡村就业人口庞大，仍然还有多达六成的就业者在与土地打交道。这些人究竟以何种方式留在乡村从事第一产业？

除了上述“半工半耕”逻辑下还在从事农业的家庭辅助劳动力，还有部分通过流转亲戚邻里土地而全职投身农业的新“中农”，此外还有被农业“龙头企业”整合进“公司+农户”模式里的相当部分的农村全劳力。

据称，2004-2013年，农业龙头企业数量从不到5万家增加到12万家以上，年均增长10.63%，带动了全国40%的农户。到2013年年底，龙头企业辐射带动的种植业生产基地面积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60%。如果这个统计数字确切的话，按目前全国农户222236712户（截至2006年）计，那么，龙头企业带动了近9000万户农户，这说明“公司+农户”模式的农业生产已经占据了全国农业生产的半壁江山。

黄宗智先生认为，依靠家庭劳动力而非雇工的具有强韧竞争力的小家庭农场占到近97%，也就是说今天在中国的农业从业者中，只有约3%的农业从业者是属于公司雇用的农业工人，约97%事实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为什么龙头企业不愿意直接雇用农业工人，而是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把农业生产的单位落实到家庭呢？

首先，公司通过农户化解农业风险；其次，雇用一个劳动工人，公司需要付出非常高的监督成本，毕竟农业生产与工厂流水线上标准化的工业品生产是不一样的。采用这样的方式，可以保证商业资本（公司）降低生产风险，而在农业产前、产后环节提供种子、化肥、农药销售，产品包装、销售的垄断性“服务”，就可以获取相当高的利润。

在“公司+农户”的农业生产模式中，龙头企业借助农户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劳动以及对农业风险的承担，获得高于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规模生产的利润；并且通过对众多农户在农业产前、产后环节的控制，获得额外的源自交易中占垄断优势的收益。因此，黄宗智先生认为，“资本下乡”在今天主要还是“公司+农户”的模式，而非雇工经营的规模化生产。

有鉴于农业龙头企业主要通过为其旗下的农户提供产前、产后环节服务获取利润，黄宗智先生只是将农业龙头企业视为商业资本。但事实上，现在的农业龙头企业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资本了，它已经介入农业的生产端，其变化趋向就是公司生产基地化，即原来的龙头企业是把农业生产分解到农户，让农户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今天的部分龙头企业则是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一大块生产基地，然后再分包给农户。也就是说，原来沉淀在农户土地中的地租收益也不可能为农户独自获得了。

江西瑞昌的一处水稻生产基地（图源：IC Photo）

小农经济之所以在中国流行数千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其重要原因是历代皇权皆警觉于农业的资本化发展，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扩大自耕农的数量。自耕农自主地掌控农业生产产前、产后的所有环节，每一个环节可能产生的利润悉归农户。

而在当前的“公司+农户”模式下，公司通过“纵向一体化”的经营布局，沿产业链占据前向与后向各个环节的利润，挤压小农的生存空间。原来靠家庭农业获得收入来源的小农，在农业龙头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格局中，越来越无法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这一情形完整地体现了“代工厂”的逻辑：“公司+农户”模式中的农户，从原先可尽情在产前、产中、产后这一漫长的农业产业链上挥洒劳动，被压缩到只能在产中发挥作用，即在土地上（这块土地甚至可能是从龙头企业租来的土地）耕作，农户犹如在“代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打工者，可以形象地被称为“打农”。他们在农业一连串的生产环节中只承担其中的一个环节的工作，前面环节与后面环节的利润全部被公司拿走，因此，今天的小农根本无法养活家庭。

今天中国农业的发展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资本化的动力，中国的农业资本化既有自上而下的驱动力又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中国农业政策自农村改革初期即有“去小农化”的倾向。借用此种说法，上述分析中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于一身的家庭农场对贫困小农的市场排斥，属于自下而上的资本化动力；而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展迅速的农业龙头企业将农业“代工厂化”，则显然属于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在此两股农业资本化动力的夹击之下，弱势的农户难免积贫。

小农经济寄望于以农业谋生，但是农业却无法成为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今天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家庭的家庭策略和生计模式已经从“农业+副业”的方式发展到“非农业+农业”的方式，非农就业已经成为家庭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成了一种辅助性的收入来源。农户收入来源构成的变化自然带动农业从业者构成的变化，今天的农业从业者大部分是村里的老弱病残等辅助劳动力。农村家庭中“非农业+农业”的生计模式的流行，已经表明了数千年来小农经济作为生计模式的解体。

今天中国的小农，要么在农村“打农”，大部分劳动剩余价值被龙头企业占取；要么由于缺乏资本被挤出农村，主要劳动力到城里打工，辅助劳动力留守自家一亩三分地。小农的这种处境，使得他们难以通过农业发家致富。这也是小农往往意味着贫困的原因。

吴重庆 著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作者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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