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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新立蟾蜍养殖场(相声界为何说“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

来源：村晓农业网|更新时间：2024-03-09|点击次数：次

清末民初，拥有两道城墙、戒备森严的济南府逐渐宽松与阔达，尤其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相继贯通，自开商埠渐成气候，交通更为便利，商贾愈加辐辏，文娱日益丰富。

在济南近现代通俗文艺流变中，相声作为“外来物种”，传入历史不长，但发展迅速，影响深远。正是有了相声加盟，济南作为“书山词海”或谓“曲山艺海”之地位更为凸显;与北京和天津并称三大曲艺码头，得到广泛认可。至于说到“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儿，济南踢门槛”，更应该是相声行当的专属。

民国年间的经二路纬一路口，路南曾是新市场，路北曾有青莲阁(历史照片)

“万人迷”叫响济南府

济南人最早听到相声是在一个世纪以前。1920年前后，艺名“万人迷”的李德钖(“相声八德”之一)从天津来到济南，在趵突泉畔望鹤亭茶社表演单口相声《柳罐上任》(后改为《糊涂县官》)等段子，让济南人第一次领教了相声的独特魅力。“万人迷”实际为李氏父子两代，第一代是李德钖之父李广义，曾因给慈禧祝寿唱二黄梆子而名噪京城。年少时李德钖拜马三立的外祖父恩续为师，艺名“小万人迷”。

李广义去世后，李德钖与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八德”之一)搭伴由京城到天津定居，已近中年的他才把“小”字去掉，承袭了“万人迷”的名号。说来也巧，时任山东省军务督办的张宗昌在天津时曾听过李德钖的相声，这回“万人迷”到了家门口，张大帅便将其从趵突泉畔召唤到了珍珠泉畔，进了大帅府“做玩意”(堂会)。估计大帅听得很开心，得到不少赏钱的“万人迷”回到天津，赎了旧当和房子，娶了老婆。

1922年，北京人黄金堂(黄小辫儿)携妻带子，由大连经烟台来济南，在新市场广瑜茶园献艺，其妻唱天津时调，他与儿子黄景利表演对口相声，父捧子逗。为黄氏父子助阵的还有来自北京的“周蛤蟆”(周德山，“八德”之一，马三立的师父)，他们在茶园一亮相便引起满堂彩，能坐百十人的园子天天爆满。此后不久，黄老板又邀请北京人韩子康、王子悦、陶湘九等人加盟，这里遂成为济南第一个相对专业的相声园子。

1924年，天津人来福如率长子来平如(又名振华)、次子来少如(本名平月,艺名“小怪物”)、女儿来小如定居济南三里庄，在商埠一带撂地，后进入大观园共和厅说相声，深得济南人喜爱，来小如也成为济南相声史上首位女艺人。

随后，京津常氏相声世家常连安(“小鑫奎”)携儿子宝堃(“小蘑菇”)、宝霖(“二蘑菇”)、宝霆(“三蘑菇”)等，来济南新市场撂地。1938年，常连安回到北京，在西单商场创办启明茶社相声大会，引起全国相声界轰动。

京津相声名流不断来济南“走马灯”，既培养了一大批懂行的观众，也催生了一批济南本土的相声艺人。如崔金林、杨凤岐、吴景春、吴焕文(景松)、马金良、刘剑秋、田茂堂、李大成等，他们都是用济南方言说相声(行话叫“怯口活儿”)。崔金林原来变古彩戏法，学说相声后，在新市场开金林茶棚，表演相声和双簧。杨凤岐系杨凤山之弟、杨立德的叔父，三人都靠“说武老二(后命名为山东快书)”起家。崔金林、杨凤岐转行说相声，由此可见相声的社会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来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其南新街寓所距劝业场仅百步之遥，他经常到这里的书场听吴景春、吴景松哥俩儿说的济南方言相声，并“从他们那里学得一些使观众欢乐的技巧，一些俏皮话”(1937年3月2日济南《中报》载《老舍的老师是济南两个说相声的》)。老舍赐予了济南美好，济南回赠他的是民间风土与滋养。

1934年，18岁的河南少年高元钧与哥哥高元才由徐州到济南，先是在劝业场泰祥书场“说武老二”，搭伴说相声。后来又到新市场天庆戏院的大棚里起早贪黑，替人垫场，行话叫“抢板凳头”。他在此还分别与吴氏兄弟、田茂堂和李大成等合说相声。1940年，他与韩子康上电台录播相声节目。他与杨立德合作，被当地小报炒作为“高大鼻子和杨小麻子合说相声”。后来，高元钧被尊为山东快书高派开山之人，杨立德则为杨派，两人与相声渐行渐远。

20世纪30年代，马玉山、马玉林兄弟二人，在经二路纬一路交叉口东北角创办青莲阁茶楼，上下两层，可同时容纳数百人。他们聘请京津及本土的大鼓、坠子、评书和相声等当红艺人轮番上阵，生意红火。1939年，25岁的马三立与父亲的徒弟高少亭搭伴来到济南，先是在新市场撂地，后被请到青莲阁。马三立读过天津汇文中学，虽没毕业，却是同期艺人中喝墨水最多的，平时爱读书，手不释卷，被称为“相声秀才”。他在济南撂地时最爱吃芝麻锅饼和杆石桥头的鸡汤花生米，说这两样既解馋，又撑时候，还省钱。

刘宝瑞与马三立表演对口相声(历史照片)

1940年，马玉林专赴北京邀来罗荣寿、高德光、王凤山和赵联生加盟青莲阁，却水土不服，反响平平。后来四人去了一路之隔的新市场，与那几位说济南方言相声的艺人搭伙，却放了“响炮”。第二年，马玉山又邀请天津相声艺人李寿增及其大徒弟孙少林兄妹、二徒弟赵兰亭来茶楼演出，效果甚佳，收入颇丰。孙少林感叹，济南真是块养相声的宝地，完全可以落脚为生。

“南晨北启”耀眼明

孙少林，1923年出生，天津人，9岁拜师李寿增，师父本名李德林，原为火车司机，绰号李大车，师从“八德”之一的焦德海。孙少林原来没有大号，人们一直称他乳名大莱子。少林之名是他临来济南时马三立给取的，意为“三拳打出少林寺，一炮走红济南府”。他比马三立小九岁，但按照师承关系，马三立高他一辈。

民国时期的孙少林及妻子刘艳霞

同在青莲阁清唱二黄的妹妹恰巧订婚，得知孙少林有开园子的想法，她也想给母亲找个有收入的营生养老，便从彩礼中筹措一百袋面粉，折合一百块大洋，在大观园东北角，租下了原先皮影戏的表演场地，粉刷房屋，置办桌凳，整理门面，“晨光茶社”于1943年9月2日开了张。

孙少林夫妇与妹妹、弟弟、徒弟合影

店名是李寿增取的，用“晨光”对应北京的“启明”，目标十分明确，寓意自不待言。年轻的孙少林推举经验老到的李寿增“掌穴”，并负责前台事务，他自己做演员，同时负责后台。

“晨光”开业首个节目，便是年仅六岁、有“小神童”之称的李伯祥和他的父亲李惠民(李洁尘)说的一段《六口人》。李寿增从京津请来的高桂清、高少亭、冯立樟、冯立铎、刘广文、袁佩楼等相声名角随后轮番登台，最后由孙少林、李寿增师徒二位攒底，这一系列操作无疑赢得了开门红。

除上述诸位，马三立、刘宝瑞、吉坪三、罗荣寿、郭全宝、白全福、常宝林等数十位相声界大腕先后来“晨光”助阵。

“晨光”汇集了京津济三地相声精英，阵容强大，同时容纳三四百人的场子几乎天天爆满，观众常常在门外排几十米的长队，遇到雨雪，观众打着伞也坚持等候。茶社从上午十点开场，一直演到午夜才散场，每场十五六个演员轮番上阵，轮流休息，歇人不歇场，行话叫“推磨”。当时园子有前后两个门，观众满了就得想办法让里面的人往外走一走。只好请一个演员说一段不可乐的相声，把观众气跑，或到外面抽烟去。这样就可以再放另一部分观众进来，照顾一下门口排号的，圈内话叫“提闸放水”。开业之初茶社还卖茶送水，后来观众太挤，茶房无法进场子添水，便取消了茶水供应。

“晨光”名家荟萃，各有能耐，各有绝活，各显神通。而孙少林既是“晨光”创始人、掌门人，又是表演的台柱子、扛把子，对于“晨光”乃至济南曲艺界来说，可谓居功至伟。

相声界有“南张(永熙)北侯(宝林)中(孙)少林”之说，此言不虚。孙少林表演的《闹会堂》《铡美案》《山东二黄》《大保镖》《学电台》《怯剃头》《挂戏票》等，可见其深厚的艺术功底与造诣。他身材伟岸，俊朗潇洒，非常压台。

他状物模声，惟妙惟肖，演出《卖布头》时，学卖估衣的吆喝声，生动传神。在1957年山东省第一届文艺汇演中，他与郭宝珊合说的《卖布头》荣获最高奖，当时的录音也成为晨光茶社历史上唯一一段保存下来的经典录音。他表演《追韩信》时，学唱周信芳以假乱真。他文活武使，文而不瘟，武而不野，巧妙利用自身特长，在“腿子活”里加入武功，演出《汾河湾》时，甚至翻着跟头出场。他还善于从山东民间戏曲中汲取养分，根据表演需要串唱山东琴书、拉魂腔(后称柳琴戏)和两夹弦。

来“晨光”听相声的不仅是普通的相声迷，也不乏梨园名家。据郭学东、孙小林、王力合著《孙少林与晨光茶社》中记述，有一年，裘盛戎来济南北洋大戏院演出的空余时间，来晨光茶社听相声，按说孙少林应该回避学唱京剧之类的段子，以免有班门弄斧之嫌，但他毫不怯场，不但现场学京剧，还学裘盛戎，和“捧活”的刘宝瑞一同表演传统相声《铡美案》，当听到孙少林唱起“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满堂喝彩。孙少林对着台下的裘盛戎说：“裘先生，我唱得像您吗?”裘盛戎连忙起身回答道：“像我，像我，比我唱得都好”。

孙少林(右)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左)、丑角演员蒋元荣在济南大观园大北照相馆合影

同门兄弟“济南对垒”

1945年，一段插曲为开业刚两年的“晨光”，也为中国相声界平添了些许桥段。这年秋天，“晨光”对面，突然冒出另一家相声园子，想不到的是，挑头的人居然是在“晨光”助阵的刘宝瑞。

刘宝瑞在“晨光”创业之初功不可没，他既可说对口，又是单口大王;既可逗，又可捧。他还擅长相声创作、挖掘和整理。他在“晨光”期间，搜集济南民间笑话素材进行相声创作。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在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其中一条口号是“走路靠左”。这一细节便进入到他所编写的单口相声《韩复榘讲演》之中。段子中说到，韩复榘到齐鲁大学给学生们演讲时说：“如果行人一律靠左边走的话，那右边马路上不就没人了嘛?”这个笑话在当时的济南流传甚广，不知是坊间传闻本就如此，还是这段相声的推波助澜?也许是一种双向奔赴。

刘宝瑞还有一个小段《家务事》，也是有关韩复榘的故事，其中提到“三不知将军”，也提到军务督办，把本属于张宗昌的“名号”戴到了韩复榘头上。这个段子之所以“串门”，也从侧面反映出“七七事变”后弃济南府而仓皇逃窜的“韩青天”是多么令人憎恨。而刘宝瑞在看似四平八稳的铺陈中，巧妙地“填包袱”“系包袱”，也会突然间“抖包袱”，在不经意间彰显出他的机智与“冷面滑稽”。

著名相声艺术家阎笑儒在《往事回忆》中记述“济南对垒”时，说刘宝瑞开的那家茶社叫“共乐”，后来他更正说应该是“光明”。我未找到大观园中有关光明茶社的相关文字，却发现新市场有间光明茶园，主要唱山东大鼓，自然与此事无关。在“晨光”对面命名“光明”，无论是旧有字号还是新立之名，其中都包含了“晨光”中的“光”和“启明”中的“明”，无疑暗示了刘宝瑞那时的构想与抱负。

果然，刘宝瑞在请援时可谓大手笔。他从天津邀请来张寿臣、于世德、张立森、阎笑儒，从北京请来王长友、黄鹤来，还有在济南当地没有参加“晨光”的来少如。一看这阵势，就是在与“晨光”较劲。刘宝瑞之所以如此这般，据说是他与李寿增闹了点不愉快。

这对台戏一开唱，令“晨光”有些措手不及。孙少林当然不会听之任之，他即刻从京津请来白全福、罗荣寿、刘广文、郭全宝、孙兴海、郭宝山、郭荣起等人，这两个园子再一次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但当时的相声圈子毕竟不大，又都是熟人，还都讲义气。去了“光明”的人自然有些难为情。两个月后，阎笑儒“不辞而别”，悄悄离开。没过多久，李寿增出面了事，双方握手言和。张寿臣、王长友先后离开，刘宝瑞返回北京，加盟了启明茶社。

无论结果怎样，最为受益的是济南的相声迷们。能在这样集中的时间段里，一下见到如此众多的相声名家们，观众自然是看了这家听那家，大呼过瘾。

“晨光”的创立与坚守及“济南对垒”的花絮在中国相声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晨光”也因此经受住了考验，在曲艺江湖里不断积攒着自身底蕴，磨砺着自身韧性。所谓“济南踢门槛”之说，在此后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