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竹鼠养殖基地(“辛辛苦苦守一年 一夜给你糟蹋完”——乡村振兴时期动物保护别再让农民寒了心)

“伤了腿后住院了。辛辛苦苦守了一年，玉米没啥收成，猯和野猪一夜就给糟蹋完了，麦子被野猪野鸡胡粕了，向葵（向日葵）被鸟雀给糟磨地没打几坨。”牛明山最痛心的是没有收成，还“给医院搭贴了好几千”，他说：“这两年都没种，种了收不上，就在门前种点瓜果向葵，过季能吃，还能护。”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成果逐渐显现，野生动物在很多农村急剧增加，加上国内在动物保护方面趋于严格，人们守法意识也显著增强，这使得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冲突渐趋频繁。牛明山的例子并不极端，不少地方都发生过人殒命野生动物口中的恶性例子。国内多地农民谈到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时，都会有些怨愤地用到“糟蹋”“胡粕”“糟磨”这些词。但面对重点保护动物和“三有”保护性动物的侵袭，人们常常束手无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甘城乡吴渠村，狗猯毁坏村民玉米地

“一枝一叶，关乎信任。”为了深度调研野生动物灾害，记者走访、调研了 17个省份51个行政村，发现缺乏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护农民利益的务实平衡机制，并不是一村一地的个案，而是乡村振兴新时期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广东始兴县香木岭，野猪在拱食苗木

2021年5月10日，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上木拉乡增德村45岁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土登相巴，在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巡山途中突遭野猪攻击，右腿、臀部3处受伤并大量失血，在不到6分钟时间内失去生命。

土登相巴牺牲两天前，媒体刚刚报道过石家庄井陉县核桃园村3位村民被野猪袭击，其中一位86岁的老人，因在打理菜地时遭野猪袭击，伤势严重；此前的3月29日中午，浙江临安洪村另一位 86岁的老人陈大伯，家养鹅群遭150多斤的野猪撕咬，陈大伯上前驱赶时遭野猪攻击受重伤；再往前的3月23日，北川羌族自治县白坭乡中福村村民马久玉，在地里干活时遭野猪袭击，手、胸、腰均被撕咬出窟窿，后被顶下悬崖，撕咬现场还留下这位 66 岁老人的身体组织。

四川电视台对野猪伤人的报道

记者梳理多家媒体报道和专家撰写的案例分析，最后都将原因归结为“生态保护成果显著”“捕猎不放开”“补偿跟不上”三个原因。但综合各方面案例和统计数据看，这3个原因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人猪之争”和“另类撂荒”，大量的全国性数据和案例表明，在野生动物灾害治理方面，野生动物保护观念价值失衡、野生动物管控权限配置不科学、管控机制互相抵牾、乡村利益均衡机制未能建立等，构成了一种结构性困境。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何诚担心，保护观念失衡，野生动物灾害被低估，反而会使得一种反保护逆向社会心理蔓延。他表示，野猪属于农地林地交界偏好型动物，适应能力强。固然这几年生态好转给野猪等动物生存和繁殖提供了适宜环境，但单方面植物生态好转本身就是一种失衡。在生物链不能完整建立，如在未引进虎、狼、豹等野生大型食肉动物前提下，野猪没有天敌就会过度繁殖，精密自然系统没有物种波动就会失衡，野猪必然会从林地、农林交叉地带向种植业地带逼近。这样的情况反过来不但不利于野猪种群良性保护，而且同时不利于环境承载和种植业保护。这时候如果偏执、机械地奉守一种缺乏理解和共通的野生动物保护观念，就会导致人们对动物保护的逆向心理，从长远讲反而不利于野生动物种群保护。

在野生动物管控权限方面，记者查阅相关规定，的确存在十分复杂的规制情形。首先是狩猎权限审批之困。捕杀严格地说必须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备案。尽管狩猎是控制野猪种群数量和密度的重要方式，但由于野猪乃至多种当下与农争食的动物都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私自捕杀是违法行为。受制于“国家保护”，当前很多以县为单位建立的狩猎组织都游走在灰色地带，狩猎实际对地方政府是一个“审批冒险”，对于部分小心谨慎的地方官员来说，很难有所作为或主动作为。这一点被很多乡镇官员所证实。记者在泾源县六盘山镇采访时，当地官员告诉记者，针对猪灾，镇里能做的是和林业部门联系，林业部门的答复一般是 ：野猪属于国家保护动物，捕猎明显违背条例，他们也只能向上级上报。这种情况下镇里只好动员群众自我保护。

自从1988年我国立法机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后，人们在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方面，基本达成了普遍认同，认识到野生动物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方面的独特意义。但在多起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中，最让农民无奈无助的是，一味强调保护，却因为各种限制选择忽视农民利益，各类媒体报道也因此拷问着专责部门乃至全社会。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第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