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黑豚养殖基地(民企里的扶贫干部：回乡如何改变贫困村落)

民企里的扶贫干部在英德市鱼咀村帮助村民发展黑豚养殖产业。 （大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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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深入到基层一线的扶贫干部，尽管个体不同、经历不同、所用方式亦有不同，却在一个个村庄中，成为撬动局部气候、调动各方资源的杠杆，带领不同的村民走向新生。

• 驻村干部不仅是项目的组织者、推动者，也是一个协调者、统筹者，还是扶贫工作的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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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艾澜

责任编辑 | 张玥晗

2019 年是精准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贫困人口持续减少的背后，饱含着一线扶贫驻村干部的付出。据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截至2018 年9 月，全国累计向贫困村选派驻村干部278 万名，目前在岗的驻村干部77.5万名。

在这些扶贫干部中，有一批来自民企的扶贫干部，他们曾是建筑师、公益从业人员、企业员工，曾有光鲜的履历、优异的工作成绩，但最终他们选择了回到村庄。

当过两年乡村教师的潘定国，作为公益从业人员，曾参加过四川雅安、云南鲁甸的地震救援行动，还在甘肃、四川、云南等地帮扶过贫困村，成为驻村扶贫干部后，他对扶贫的理解更有新的体会。

“村民们可能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之快，因此驻村扶贫的干部不仅是一个项目的组织者、推动者，也是一个协调者、统筹者，还是政府扶贫工作的宣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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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2010 年被派驻到广东英德市西牛镇树山村参与脱贫工作之前，刘刚是一名建筑工程师。他成天与建造图纸、钢筋水泥等打交道，在接到公司指派的扶贫任务时，刘刚有些犹豫，“我虽然来自农村，可这些年已经适应城市生活，再说在自己的职业规划中，根本没考虑过会去农村扶贫。”

虽然不情愿，但刘刚还是来到树山村，他自己都没想到，在农村扶贫的第一线，他一待就是8年。

树山村是房企碧桂园集团最早的精准扶贫项目。2010 年，碧桂园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号召，捐赠2亿元参与广东扶贫济困，在省扶贫办的直接指导下，碧桂园先后考察了8 个省级贫困村，最终选定英德市西牛镇树山村作为帮扶示范点，采用“借本你种，卖了还本，赚了归你，再借再还，勤劳致富”的扶贫理念，发展苗木种植绿色产业。

作为水库移民的村庄，树山村共包括13 个自然村、380 多户共1400 多位在籍村民，“九山半水半分田”，曾闭塞到30 年间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

刘刚最初接手的时候，整个树山村中还留在村中的人，不到三分之一，只有不到10 户的房子为砖混结构，其余全是破败不堪、逢雨必漏、污水横流的泥坯房，没有网络，不通自来水，也谈不上可以脱贫致富的产业。

几年来，刘刚和他所在团队帮树山村修好了房屋、建好了学校，重建了村民内部自治团体，还发挥产业优势，向村民传授苗木种植技术。

扶贫几年间，刘刚的扶贫团队常常面临事多人少的情况，他也不得不承担了许多之前没有遇到过的工作：写汇报材料、协调各方、接洽各基层单位，同时为了承包土地，还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这和我之前预想的职场专业化道路完全不一样。”刘刚说。

基层的环境复杂多变，但在扶贫团队看来，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来扶植并不难：村民只需要提供劳力和土地，将种植养大的苗木送到扶贫干部手里，他们就能替这些苗木找到销路。最后树山村种的苗木，都被碧桂园在英德附近的楼盘采购消化掉了。

“公司需要种菜，我就去种菜，需要地板，我就做地板，综合来看，当时选择种树，对农村产业发展是最有利的。”刘刚这样说。

真正严峻的考验是更抽象的“市场”，这也是刘刚和扶贫团队时至今日仍在探索的内容。树山村早已脱贫，但这一类村庄偏僻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辐射范围有限，如果光靠村民种树脱贫，还是不够。“农民本身难以组织起来，如果没有带头人的帮扶，靠他们自己带着产品走向市场，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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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潘定国，曾是一名有着12 年扶贫经验的公益人。2017 年，他离开原先单位后，在海南做了8 个月的区域扶贫实验，2018 年4 月，他来到英德当了一名驻地扶贫干部。

前有刘刚在树山村产业扶贫的经验，潘定国的任务是如何在党建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等更大的主体帮扶框架中，找出一条具体而有效的脱贫道路，他计划在当地开展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验。

“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在同一模式下，不同地区扶贫也有不同要求。一边是摸索、经历，一边也是资源整合。”潘定国解释，他希望通过几个重点示范村，把扶贫经验推广到帮扶的78个村庄中。

连樟村里矗立的石碑。 （大食/摄）

在此之后的一年多，英德的各地村庄冒出了各样新鲜尝试：连樟村寻找到两位退休的“老村长”作为当地扶贫带头人，开展了党建扶贫；鱼咀村发展了民宿、养鸡、种植一条龙服务，在开展产业扶贫的同时，还尝试进行着美丽乡村的建设；家政月嫂、养老护工、残疾人云客服等培训班在英德开办的同时，还打通了和机构对接的就业渠道，为当地低收入人群解决了就业出路；而设立教育助学金、培训乡村教师，也成为了英德地区教育扶贫的典型案例。

在这一过程中，扶贫干部们一方面要争取来自集团的支持，一方面还需要对接从英德市政府，到残疾人培训班负责人，再到驻村干部和老村长等不同人群。

来自广物控股集团的陈光，就是英德市浛洸镇鱼咀村里的一名驻村扶贫干部。两年多来广物集团和碧桂园对鱼咀村的协作帮扶，让他发现国企和民企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的不同特点：“广物承担了更多村党建和产业培育方面的工作，而碧桂园在扶贫中资金调用的灵活度、对接市场的准确性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经验上，会更有优势。”

曾经从鱼咀村外出做生意的村民廖志其，于2018 年回到了村庄中。作为一名扶贫“老村长”，他在与村民沟通、协调各方关系等方面，处处身体力行。

回到英德一年多，潘定国的工作效率明显加快。他经常开着车，奔走于帮扶的鱼咀、河头、连樟等贫困村之间，平均每天要开车330 多公里，半年间穿坏了2双鞋。

潘定国一直记得在他高中礼堂里的一句话：“国华学子当以奉献社会为终身追求。”

他的同学中，不乏军人、航天工程师和公务员，而潘定国从农村里走出来，又选择了回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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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

作为扶贫工作的直接受益人，童秋振在走进城市后，又选择回到了乡村，与家人团聚。

童秋振上学时，刘刚正在树山村扶贫。当时，童秋振所在的村子跟树山村是邻村。当刘刚带领树山村村民种植苗木的时候，童秋振也跟着种植了一万多株。靠着种植苗木获得的收入，童秋振走出村庄、念完大学，来到一线城市。

2018 年，童秋振在广州一家国有药企工作，碧桂园在英德河头村招募扶贫干部时，他毫不犹豫报了名，招募人员看中他一腔热情和之前在农村生活过的经历。

英德市河头村作为广东省重点贫困村，同样面临着人口大量流失、种植产业一蹶不振的困境。童秋振刚到河头村时，这个有着11 个自然村、1100 多户的村子，只有不到一半的劳动力，“田地里的杂草高到人都不想进去”。

要利用荒地耕种，就需要做通农民的思想工作。一开始，安土重迁的村民宁愿让自己的地荒掉，也不愿意把经营权流转给童秋振。“ 挨家挨户找他们谈，一次不行找两次，两次不行找三次，不在村里的就等他们回来，一家一家总会谈成的。”

在花了三个月将签约的土地逐渐连成片后，童秋振开始找人清理过人高的杂草，并在2018 年夏天邀请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们在田间种上了新品种的经济作物：“百香果、鹰嘴桃、紫薯的单位产值较高，销路可观，回报周期也比较短，种植它们，就能够快速收回前期平整荒地的投入，也能让农民得到回报。”童秋振这样合计。

2019 年春节期间，返乡的农民在看到修葺平整的土地后，有不少曾经拒绝签约的人，又主动提出把土地交给童秋振，请他一起打理。“预计到今年秋天收获的时候，300亩田里能够收获80 万斤百香果，5元一斤的售价，就能得到400 万元的回款，可以覆盖前期的投入，也能给农民实现分成了。”童秋振如此计算道。

经过一年多的驻点，现在的河头村村民，正在逐渐回流，原先村里一些见不到的青壮年也回来了。

“夫妻二人留在村庄里，一个月能够得到6000-7000 元的收入，一年存下的钱，甚至会超过去城市里打工的收入。”童秋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9 年初，童秋振的妻子即将临盆时，他正在10 公里外的河头村，接到电话的他，在路边招了一辆小面包车就回了家，赶到医院的时候，女儿刚刚平安降临人世。“如果我在更远的城市，很有可能就没办法见证这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现在童秋振最大的愿望，就是守着家中的父母和妻女，等待秋天河头村第一批蔬果面市，把收成分给大家，让村里的贫困户尽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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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据2018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企业扶贫蓝皮书（2018）》统计，在脱贫攻坚的行动中，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的民营企业超过了5 万家，帮扶6.28 万个村，产业投入近600亿元，安置就业超过50万人。

书中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进展报告》，通过对A 股市场上市的1892 家公司的公开信息分析，2018 年仅有1.69%的上市公司成立了扶贫部门，3.07%的上市公司选派了扶贫干部。

2018 年5 月20 日，碧桂园召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行动启动会，宣布在全国9 个省中对口帮扶14 个县。据悉，一年多来，公司社会责任部前后共有一百多位干部下到这些贫困县中的贫困村去。

扶贫干部向来访者展示连樟村的规划图。 （大食/摄）

这些深入到基层一线的扶贫干部，尽管个体不同、经历不同、所用方式亦有不同，却在一个个村庄中，成为调整局部气候、撬动各方资源的杠杆，带领村民走向富裕。

“我们驻村时间不长，顶多两年，但在驻村期间，每天的工作事务及日程安排的饱和度，都和以往不一样。”

潘定国用“高效”来形容自己这一年多来做的工作。在这之前，他曾用3 年帮助一个贫困村实现脱贫，而成为驻村干部后，他所帮扶贫困村的脱贫速度缩短到了6-8个月。

童秋振赞同这样的脱贫速度，他还表示，企业在每年考核的时候，还会要求脱贫的质量与精准度，比如要考核他所负责的300 亩种植项目，连接了多少贫困户，每一户贫困户通过劳动能够得到多少收益，通过土地流转和作物分成能够得到多少收益，村民对这一项目评价如何，都是考核这一项目是否成功的具体指标。

两年多来，刘刚遇到过因为条件艰苦坚持不下去的人，也遇到过与设想情况不一样离开扶贫团队的人，但是他认为，能够留下来的人，除了获得经济收益外，自己还能得到更多的成长。

“有情怀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扶贫工作中学会结合当地实际、产生切实效益。模式可以借鉴，可以推广，但实际怎么干，还是要靠一个个具体到农村参与扶贫的人。”刘刚认为，扶贫可以做成专业的事。

2019 年5 月20 日，碧桂园集团、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七十多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共同发起“社会扶贫共同体”，承诺将汇聚更多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精准扶贫事业。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这个目标上，民企将利用自己的资源和专业度，产生更大的集群效应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