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城市的典型风貌，除了工商坊店之外，文化娱乐场所必不可或缺——有了“娱”，才能证明“熙攘兴旺”；有了“乐”，方可透着百姓安居。作为清代东北重镇的吉林省城，自然也少不下娱乐场所，其中尤以“茶园”文化最具代表。所谓“茶园”并非种茶的农场，也不是“老裕泰”那样聊天聚会的大茶馆，而是喝茶看戏、休闲娱乐的戏院。虽无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吉林城的茶园文化很可能来自清代的北京城，并在清代中后期蔚然成风。

在吉林地方史料中，对文艺演出场所的溯源通常以一些寺庙的戏楼为起始。由清康熙年间开始，吉林城的关帝庙、火神庙、财神庙、观音古刹、天齐庙、山神庙等寺庙都曾建有规模不等的戏楼，每逢庙会举行，由城内商会、富户出资，请来戏班子，在戏楼上连演几天大戏酬神。不过这种戏楼上的演出大多是公益性的，不对观众收费，并非纯粹的“商演”，与后来的茶园文化关系不大。

据陪同康熙帝东巡吉林的高士奇在所撰《扈从东巡日录》中的记载，当时的吉林城“中土流人千余家，西关百货凑集，旗亭戏馆无一不有，亦边外一都会也”，这就是说除了寺庙门前的戏楼，早在清康熙年间，吉林城已经有了常设的文艺演出场所，只可惜当时的戏馆有哪些，唱过什么戏，有过什么角儿，缺乏文字记述，早已杳然不可知了。

二、

在目前的地方史料中，谈及常设的文艺演出场所，通常以清光绪中期所设“天庆茶园”为最早，而后又有庆升、康乐、西山头、斯美等茶园相继出现，似乎茶园文化摆脱庙会戏楼文化，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一蹴而就。然而在行业里影响最大、奇闻轶事最多的丹桂茶园，设立时间却记载含糊。有资料介绍丹桂茶园是接续天庆茶园而建于1908年，而这个记述却少见官方背书确认，且与许多资料记载的口述历史相左。

在《吉林市文史资料第一辑》和《吉林话旧》中均记载一则轶事，据说清光绪年间，吉林城流行“驴皮影”和秦腔小戏，吉林巨商牛子厚是钟情于此的戏迷票友，因在丹桂茶园看戏（秦腔小戏）之际，一时兴起，想上台拉胡琴伴奏，被茶园的执事（经理）拒绝，一赌气自己在炭市胡同（今和龙街北段）开设了茶园，并从北京请来“四喜班”，演出“京腔大戏”以争回面子。

关于牛子厚开设的茶园有庆升和康乐两种说法，地方史料对这两个茶园的开设时间有比较清晰的记载，分别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无论哪个说法正确，都说明丹桂茶园的名称早在1901年之前就出现了。另外，许多老一辈人留下的回忆资料都说丹桂茶园是吉林城早期唯一的茶园，这也让现代人对丹桂与天庆之间的关系倍感迷惑。

虽然开设时间点上存有迷惑，对于吉林城丹桂茶园的设立，还是有一个能够肯定之处。尽管自清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出现了许多以“丹桂”为名的茶园，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吉林城的丹桂茶园虽出现稍迟一些，但茶园的园主胡少卿与南方各个丹桂茶园并无隶属关系，因而不是南方某个丹桂茶园在吉林的连锁分支机构。吉林城的丹桂茶园是设于晚清的本地文艺演出场所。

三、

作为旧社会三教九流汇聚的场所，经营戏剧演出的茶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丹桂茶园自开设之日起，就极不平静，各种突然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1907年9月20日凌晨，丹桂茶园被冲天大火吞噬，天亮后发现来自山东的戏班名角儿以及两名鼓手死于火灾。至于大火因何而起，名角儿因何殒命，世人讳莫如深，难知原委。好在旧建筑被焚毁，并没有断送掉丹桂茶园，可容纳900名观众的砖木结构二层新建筑于原址重建，并于第二年重新开业（丹桂茶园建于1908年的说法可能源于此）。

如果说遭遇奇怪火灾是小概率事件，那么权贵地痞的欺凌则是旧社会娱乐场所经营者要面对的家常便饭。在丹桂茶园新开业之际，吉林巡抚的两名轿夫便来到丹桂茶园寻衅打砸。丹桂茶园临近巡警署，平时自然少不了打点，遇到有人闹事，巡长马上带手下出警。可惜轿夫仗势欺人，根本不把巡警放在眼里，甚至连巡长和巡警也被一通殴打。事后，闹事的轿夫非但没有被惩处，反倒是一名王姓巡警被撤职收押，丹桂茶园也被迫主动停业了一段时间才算风平浪静。

进入民国后，世风崇尚民主文明，但经营茶园的社会氛围并未得到任何改善，反倒是许多“欺凌”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降临，手段之“妙”并不亚于舞台上的戏剧表演。1917年9月，《民报》上突然刊载出一则评论——《丹桂茶园冷落之原因——除角色不佳外，其病有三》。文章对茶园送戏报（演出传单）的、服务员，从人品、服务态度、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以偏概全式的攻击，结合丹桂茶园执事、售票员挨揍的新闻屡见报端，让人不得不怀疑是茶园没有给报纸记者打点使然。看来丹桂茶园这次肯定少不得破财去摆平媒体了。

在民国早期，由于社会动荡，法制混乱，使得吉林城几乎所有的茶园“每一开戏客座满堂，买票者寥寥，非军人即机关人员，均不买票”，大批旧时军警不仅不买票，稍有怠慢还会肆意打砸，甚至勒令茶园“停业整顿”。这使得当时吉林城的茶园时有巨亏出现，从史料记载上看，丹桂茶园也未能幸免。

另外，民国初年，受一战影响，吉林城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曾有短暂繁荣，城内大量新茶园开设。这导致了茶园行业内卷，特别是面对电影等新娱乐形式的兴起，丹桂茶园在不得已之际也在民国初年引入电影放映（风光片和武昌起义纪录片，有背景音乐和旁白），后来在城市经济步入萧条时，甚至还引入过魔术表演、滑稽戏和西洋女子跳舞，以招徕观众维持经营。丹桂茶园的经营之难，让人不仅想起话剧《茶馆》里的著名的台词：想尽了办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

然而旧社会，民国吉林地方政府的某些机关非但不让丹桂茶园放映引入的电影，反将没收的影片以令人瞠目的理由交给其他茶园（如东市场的梨芳茶园）放映。

四、

虽然经营一波三折、步步是坎儿，甚至后来出现的大批茶园拥有更好的硬件设施和更大的规模，但丹桂茶园始终是解放前吉林城最具影响力的文艺演出场地之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茶园临近吉林市极为繁华的翠花胡同（后来的伊通街），这里是本地工商业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条胡同里汇聚了怡和恒、兴顺号、和顺成等响当当的商号，更云集了裕华、永顺、富华等名震一方的纺织工厂，还开设有裕华银行、大兴当当铺等金融机构——客流密集，消费能力极高。因而进入民国后，虽然丹桂茶园遭遇亏损，但还是有信心舍得投入资金，邀请北京、奉天的戏剧名角登台献艺。当然，结合一些记载，丹桂茶园的开设人胡少卿本人就是一个名角，当家人痴迷戏剧演出可能也是丹桂茶园生命力顽强的重要原因。

在解放前，到丹桂茶园演出的戏班不胜枚举，从记载上看，献艺的戏班以评剧演出团体居多。当年的评剧演员在演出前、后和京剧名角一样，也会去北山“老郎殿”挂匾酬答“梨园祖师爷”。中国近代杰出的剧作家，北方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评剧创始人成兆才（艺名“东来顺”）的落幕演出就是在丹桂茶园（病倒在吉林丹桂茶园后，于第二年去世）。东北评坛四大名旦之首筱桂花曾多次在吉林演出，尤其是她婚后没有休假，曾应约在丹桂茶园（当时已改名丹桂舞台）演出半个月之久，《孟姜女》、《花为媒》、《王少安赶船》等传统古装剧目均深受吉林百姓欢迎和喜爱。

除传统剧目外，丹桂茶园还有很多特殊的“新剧”展演。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丹桂茶园重建开业之际，就上演过由吉林名士松毓之子根据小说编写的新剧。新剧讲述了“意大利属地小国专制党与民主党相争的历史，歌词清新，寓意深远”，虽不知其具体内容，但看到史料中的这条记载，很容易让现代人联想起郭德纲的相声《列宁在1918》中逗趣的唱段。此外，1919年5月，由吉林毓文中学师生自编自演的进步剧《孔雀东南飞》也登台丹桂茶园，此剧抨击封建礼教，宣传道德新风，在当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解放前，丹桂茶园不仅是艺人献艺的舞台，也是一些特殊社会活动的举办场所。民国时期，省教育厅聘请名人作报告，吉林劝学所组织学生假期演讲，均使用丹桂茶园为场地。1925年6月，吉林各界召开的追悼“五卅”惨案死难同胞大会在丹桂茶园举行，共产党人马骏曾在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了英国帝国主义的罪行，提出了惩办凶手的十项要求”，号召吉林各界团结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行动（此次演讲发生时间有7日、14日两个版本，除在丹桂茶园，马骏还在斯美茶园进行了演说）。

五、

从晚清直至新中国成立，吉林城一直随历史风云的翻滚而飘摇，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民国南京政府、伪满政府的旗帜在城头轮番变幻。身处历史洪流的吉林丹桂茶园，从出现到消失，地点未变，可名称却历经多次变化。

尽管不清楚胡少卿当初把茶园取名“丹桂”是蹭南方名城“丹桂茶园”火爆的热度，还是钟爱“丹桂飘香”的意境，期待自己开设的茶园能够像桂花香气一样人尽皆知，总之自从出现在吉林城，丹桂茶园就有了顽强且旺盛的生命力。据伪满1933年发布的文教年鉴统计，到这一年6月底，“吉林省城有戏园两个、电影园两个，俱乐部一个”。这也就是说，作为戏剧演出场所，丹桂茶园历经多轮同业竞争，竟然“靠倒”了绝大多数清末民初的同业竞争者。

1933年6月，根据日伪当局颁布的有关政令，丹桂茶园对外正式改称“丹桂舞台”。到1935年，丹桂舞台有楼房四十二间（比1933年少了六间），代表人贾凤山（老板仍是胡少卿，贾是经理），管理艺人37人，职丁29人，票价0.13—3元，年收入26000元，年支出25000元……其实在几年前，丹桂茶园就有了丹桂舞台的别称，只是这一次更名后，茶园时代被正式终结。

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使用，到1939年时，丹桂舞台硬件设施已显陈旧。这一年的年初，胡少卿的三女婿曹国勋正式接手了这家戏园，经过修缮，用自己名字中的“国”字为剧院取名为“国安大戏院”（也称国安舞台）。尽管坊间仍习惯性地以老名字称呼这家戏院，但“丹桂”之名至此彻底退出了历史。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更名后的剧院再也没有当年文娱“翘楚”的风头，在电影院、话剧流行的时代，吉林市的文化娱乐重心早已向东关地区倾斜，即便是戏剧演出，国安舞台（以评剧演出为主）也已退居新庆舞台（原斯美茶园改建，以京剧演出为主）之后，仅为偶尔泛起些许涟漪的普通演出场所（曾排演过滑稽评剧、苦情评剧）。

日本投降后，或许是由于京剧、评剧的受众天平发生了“质”的倾斜，国安舞台虽仍存在，但经营日趋惨淡。1948年吉林市解放后，国安舞台也终于迎来新变革。11月1日，吉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部由“新吉林电影院”（即重庆街工人俱乐部）迁入国安舞台，遂将这里改为“国安电影院”。这个文工团除排练和演出外，还曾将这里出租给一个名叫张国荣的人，开设了民主电影院。这个与香港歌星同名的经营者虽然自带放映设备，但经营惨淡，不久就歇业（有资料称张只在1949年经营了月余，但还有史料记述1950年2月民主电影院放映过电影《希望在人间》），将放映设备卖给了大赉县。

1951年12月，国安电影院被“中央电影管理局东北影片经理公司长春办事处吉林发行站”的福利部购得，原有建筑被拆除，木料被变卖——曾经丹桂茶园所在地自此再无琴瑟之声。

六、

几天前偶然被问及丹桂茶园旧址的具体位置，发现自己一直忽视了对这一文化场所旧址的考究。据历史记载，丹桂茶园位于“省城吉林福绥门内西头路南”的熙春里，由于上世纪初，吉林城西段城墙尚在，丹桂茶园很可能朝南侧开门（翠花胡同北侧一条小街），所以相应文献资料一直强调茶园位于福绥门内（即水门洞子）。上世纪三十年代后老城墙陆续被拆除，西段城墙外正式开出街道后，登记地址才变更为顺城街。

截至目前，我只在吉林市裕华丝织印染厂的厂志中看到过一张标记了丹桂茶园的简图，但是这张简图对判定位置没有太大意义。据《吉林市市区文物志》等资料记载，丹桂茶园所在地在八十年代为永吉县农机一厂，经水门洞子一带老住户确认，这个工厂位于今天北京路与福绥街交汇处的西南侧略偏西一些。农机一厂迁出后，这里最终兴建了电脑商城，后被并入小商品批发城，现已拆除，原址只剩草坪。

途经此处，放眼望去，此时节唯见秋风过草，艳阳空照，丹桂茶园的舞榭歌台早已无踪无迹。于是我也无意绞尽脑汁地臆想丹桂茶园消逝的盛景，反倒感慨沈兆禔在《吉林纪事诗》中几句描写吉林戏剧演出的诗句，时隔百多年的时光，更称了此际寻古访迹之意：

“燕饮浑忘夜色凄，舞台莽势和空齐……纵横马路平如砥，歌舞升平乐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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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图片取自《吉林近代图志》，看照片更多细节，请购买吉林文史专家皮福生先生编撰的《吉林近代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