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 | 不笑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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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朝的国土面积很大，民族也很多，按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范围，可以将其划分为六个区域，即：幽云国的汉族地区，以上京为主的契丹地区，以中京为主的奚人地区，以东京为主的渤海地区，以阻卜、乌古为主的草原地区，以室韦、女真族为主的东北地区。

由于这三个区域在纬度和经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对辽王朝各个区域的马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辽朝的马匹，最初是从西伯利亚到欧亚大陆，经过哈萨克斯坦到中亚，再从哈萨克斯坦到东亚。在中国古代，这些马种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几代人的驯化之后，到了辽代，它们的种类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条件。

马匹在辽朝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契丹皇帝以馈赠、奖赏马来显示他们的重视与厚爱；在辽王朝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藩属国的贡赋和贸易，马匹是无可替代的商品。

辽王朝的军力主要是骑兵，擅长突袭；在比赛中，马匹经常被用来进行宗教和文化活动。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功能，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牛、羊和骆驼，对辽朝的盛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游牧民族利用马匹的速度优势作战，以实现对草原的有效统治。这一特性使其在辽王朝初期的太祖，太宗，世宗时代，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由于中原南征和汉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辽的养马事业自穆宗起逐步走向衰退，并对辽王朝的灭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辽朝的马，以及马的种类，为后来的金元王朝所继承，对辽王朝的马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辽朝马的起源、来源和种系

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区，自匈奴以来，就有了以马为主的大型牧人，战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辽王朝除了从北方草原上传下来的养马文化之外，疆域也十分广阔。

《辽史》中记载：辽朝的疆域“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这些地区，内有“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外有“十部不能成国，附庸于辽”。

主要的马场地区有六个，分别是：幽云郡内的汉人以农耕为主，上京为契丹人以游牧为主，中京为奚人以农耕为主，东京为渤海人以耕作为主，蒙古草原上的阻卜、乌古等族以游牧为主，而东北则是女真等民族以游牧为主。

关于辽朝马的起源。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古代马匹的来历有一个认识。关于中国古代马匹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看法，丛密林认为中国是古代马匹的发祥地，也是饲养和驯养马匹的地方。

《中国马驴品种志》中有一篇文章，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中国马的起源早在北美、欧洲之前。蔡大伟认为，在“丝绸之路”开放之前，西北与世界的交流就已经开始了。

本项目拟采用现代 DNA技术，对我国西北地区和欧亚大陆早期出现的古代马种的谱系进行比较，确定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马种，传播到了哈萨克斯坦，并于青铜时代传入中国，经过新疆、西北等地，是中国家马的一个重要来源。

付孟等人利用核基因、古 DNA和 Y染色体的分析，发现中国和欧洲的马种在高加索大草原上的马种的基因构成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即在西元前2200-2000年间，马种的基因构成发生了改变。

其次，要弄清契丹族的血统和马匹的来源；孙进己认为，契丹的血统来源应是鲜卑，而非匈奴血统。鲜卑本是东胡的一支，后来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分裂成南边的乌桓、北边的鲜卑二族。汉朝时，鲜卑国师谭士槐成立了“鲜卑国”，统治了整个大漠和北方的大草原。

大联盟瓦解后，据《三国志》记载：“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也正因为如此，鲜卑甚至契丹人饲养的马匹，才会有这么多的来源，其中有他们自己饲养的马匹。

孙娜和王传超则认为，在蒙古草原上，曾经有一群由中亚而来的游牧民，和匈奴人有基因交换，他们也将由中亚而来的游牧民，带回了后来的鲜卑部落。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辽代的马类确实有部分来源于欧、亚诸国。

最后，对东亚地区有没有驯化马匹的问题进行探讨。李约瑟等学者认为，《尔雅》一书中已有普(蒲)氏野马的记载。这说明，辽王朝的马匹并非源自于本地的野生马匹，而是源自欧亚大陆的西端，经中亚传播到东亚。

这些马匹在东亚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中原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中原地区的特色马匹；一种流落到了大草原，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那里经过几代人的驯养，最终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这类马匹就是辽王朝的先祖。

二、辽朝马的来源

辽朝自太祖年间开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马场，在此基础上，辽代除了向朝廷供应马匹之外，还供应优秀的战马。

将不同品种的战马混杂在一起，就能获得最好的战马，这对骑兵的战力有很大的提升。所以，除了本地驯养的马之外，辽王朝还经常通过贸易、掠夺和进贡等方式来获取。

第一是由辽王朝的官营草场供应的马匹。辽王朝的牧户制度始于太宗，到辽王朝的牧户制度已经基本定型。官营放牧的草原，多集中在漠南、漠北两个地方，那里有大量的好草，都是由西北路的招讨司管辖的，比如漠南、漠北两个地方。

此外，辽王朝在雄、霸、青、沧等州均设有马场，"以备燕，以缓急"，亦为辽马匹的重要来源地。

第二，是辽国各个民族所饲养的马匹。而契丹人饲养的马匹，也成为了辽王朝最主要的马匹来源。另外，在打仗的时候，还会“括民马”，如统和13年（995)，“北、南、乙室三府请括富民马以备军需，不许，给以官马。”

这一现象表明，辽王朝的兵马主要来自于民间放牧，且在战时尤为普遍。辽境内的渤海也是著名的骏马产地，兴宗崇熙15年（1044年）11月，皇帝请求“渤海诸国以契丹户例通括马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

三、辽朝马的种系

王铁权表示，家畜的品种，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像昭陵六匹，在我国古代，就是那时候的优良品种，虽然早已绝迹，但是其所属的品种，至今仍存。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关于辽代马的分类方法已经无从考证。

本土马的种系据古书所载，就民族而论，大致可分如下：

第一是契丹马，这是卫小北的战利品。应当是契丹人最初生活的地方所饲养的，为辽王朝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多分布于松与沙漠之间的平原丘陵地带。从其“其马极曲，其状小于突厥”的特点来看，契丹马群在建国之前，与中亚或突厥马群的长期混血还不够充分。

从辽晚期墓中出土的壁画可以看出，契丹人的马在经过百余年的混血和改良后，其身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不仅是辽代培育的一种新品种，也是后来发展起来的“辽马”，而且也是蒙古马的始祖。

第二则是室韦马。经刘浦江、孙进己的考证（见上篇），阻卜、乌古两部都属于室韦部族，所以室韦马就是这两个部族出产的马匹的总称。因为各部落的地域和生存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各部落生产的马匹也应该有一定的差别。首先是辽上京道西北地区的马匹，以阻卜等部为主。

第三个是汉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辽代，汉民族的马来是由许多种血统组成的。首先就是“唐马”，它在唐朝被称为“唐马”。这些战马身材魁梧，适合披着铠甲战斗。

其次，对五代后唐中宗所培育的马匹进行了考察。后唐是由沙陀族人李克用建立的封建王朝，，他的战马应该是和幽州北方的战马有一定的血缘关系，所以他的战马才会有这种血缘关系。

辽朝通过交易、进贡和掠夺等方式，使许多外国马也成为辽朝马的组成部分，其种系如下：

第一种是大食马。“大食”，就是在古阿拉伯、波斯等地，那里出产的马匹，以“大食”著称。它的品种在公元七百年之后才出现，具有耐力和速度快的特点。此种马种是由6只优良雌性马种所产，并经严格筛选而得。

第二种是西夏马与回鹘马。西夏马与回鹘马同属西域马种，多分布于今天的西北。从唐朝开始，唐马就对西北的马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现在的西宁马、河曲马也是从这些马种中衍生出来的。

马在辽朝的社会地位及其对辽朝统治的影响，我国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及其与之有关的文化，都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而不是从西方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上引进来的。而草原上的游牧文化，则是以畜牧为主。

拉铁摩尔注意到，游牧文化不断地发展，直到把一个“半草原”的社会从“半”变成了完全的大草原为止。在这一时期，如何有效地利用草地资源，开展游牧生活，已成为草原上的一个永恒课题。

四、马在辽朝社会的地位

在政治上，帝王以赠马来显示君王对其的重视与厚爱，诸侯国则以献马以示效忠。辽太宗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登上皇位，首先赐其“马五千匹”，后来石敬瑭退隐，又赐其“厩马二十，战马千二百”，这就是辽太宗以宗主身份对其的嘉奖。

会同八年（945年），辽太宗赏给各国贡使的衣马，以及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赏给公主下嫁西夏李继迁的三千匹马，都是类似的事例。后晋与西夏派使节进贡马匹，表明了他们向其辽朝的效忠。

属部阻卜、女真诸部、兀惹、五部、于厥等，向辽进贡马匹，不仅显示了他们对辽王朝的依附，更显示了他们的忠诚。有的时候，辽国的皇帝还会给他们的官员和使节们赐马来表示他们的感激和尊重。

如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九月，“诏群臣及高年，凡授大臣爵秩，皆赐……白马”。辽圣宗于统和六年(988年)十二月，“赐皮室详隐乞得、秃骨里战马”。

从经济角度看，马对契丹人生活、饮食等各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契丹人多为游牧民族，“其富以马”，而马又是一个国家、一个部落富裕与否的重要指标。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就曾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

马的奶、肉既可作为人类的食物，又可制成乳酒。马皮可以用来做衣服、靴子、帐篷，也可以用来做战利品。他们骑着马，在路上放牧，打猎。此外，辽人还利用马匹驮物，或利用马车拉货，或利用马匹耕地。

在婚礼和葬礼上，马是金钱的标志，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契丹皇帝在迎娶公主时，将一匹马鞍作为礼物送给了驸马。迎娶皇太妃的时候，萧胡辇送来了马和骆驼。

《大王记结亲事碑》载：“下却羊、马、牛等具随投下。……我成长后，遂与弟下羊、马、牛等，求傉免并儿郎媳妇，并是我与六畜求到。……实与他大王羊三百，牛马卅头疋。……又记与同详隐舍官人求妇于阿东忽处，下却羊五百口，牛马五十头疋”。说明奚王在给弟弟娶媳妇的聘礼中，马也是重要物品。

五、马社会地位变化对辽朝统治的影响

契丹人之所以会使用马匹，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马匹的机动能力，来统治草原，并进行战争。这一特性使其与辽王朝的统治有着紧密的联系，伴随着马匹的衰落，辽王朝开始衰落，而女真人则逐步代替契丹，在北方建立新的国家。

唐末五代中原纷争不断，契丹人得以时常南下。据《旧五代史·契丹传》载：

时刘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万骑攻之，守光伪与之和，张幄幕于城外以享之，部族就席，伏甲起，擒舍利王子入城。部族聚哭，请纳马五千以赎之，不许，钦德乞盟纳赂以求之，自是十余年不能犯塞。

因为契丹人还处在遥辇氏部落联盟晚期，力量薄弱，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体，故而对幽州各诸侯国作战极为不利，马的组织能力也未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至耶律阿保机出任契丹军团长之后，形势才有了转机。

对于部族，圣宗“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旧为五十四部”，辽朝实现了从部落头目到官僚的完全过渡。就州县而言，林鹄认为，从斡鲁朵提辖司属户改为编户就可以看出，州县已经完全掌握在中央的手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平民获得了大量的战马，成为了辽王朝“养马”的一部分。

总之，辽朝初期，尽管畜牧业受到了农牧业的影响，但是由于军事上的需求，辽朝的统治者还是很注重马的，因此，辽王朝的马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起步-过渡-兴旺”三个时期。

总结

对居住在沙漠和草原上的北方游牧民族而言，马匹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源。由于马匹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因此，各民族之间都以马匹为纽带。而在冷兵器时代的世界里，马的移动能力是不可取代的。

灭辽后，女真既继承了辽王朝的群牧制度，又吸收了辽王朝的畜牧技术，从而形成了金王朝放牧的盛况。金朝覆灭后，元收复了金的土地，继承了宋、金两国的遗业，放牧马匹的面积很大。从技术上讲，继续使用自夏至冬逐水草生活，至冬回本处的生活方式。所以，辽朝的马匹在中国古代马匹养殖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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