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华盛顿州的牡蛎产业在19世纪50年代兴起，虽然与太平洋西北部的鲑鱼业或木材业或大美国西部的商业农业相比，华盛顿牡蛎业在规模上相对较小，但它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西部的工业发展和经济转型做出了贡献。

1.牡蛎行业的兴起

美洲土著人曾经依靠牡蛎养殖场维持生计，但随着欧美殖民地增加和工业化发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与华盛顿沿海滩涂的关系。

有意将牡蛎产业规模扩大的白人开发了华盛顿州沿岸地带。

扩大规模养殖牡蛎需要掌握一定的自然规律，海洋的潮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劳动者是否可以从事牡蛎生产行业。

白人生产者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结构直接反映了牡蛎种植者和劳动者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的独特关系。

在20世纪，牡蛎虽然还没有进行机械化生产，但养殖牡蛎的农民仍然改变了种植牡蛎的滩涂。

土地上的变化促进了大规模的牡蛎养殖，导致了罐头厂的建立。

因此，华盛顿的牡蛎产业与其他渔业活动一样，呈现出工厂的特征，包括工人数量的增加和劳动力任务的细分。

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远离牡蛎的产地，在室内进行。

在明治维新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制度后，日本人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向太平洋沿岸各州移民。

1900年，日本移民进入牡蛎行业，但数量很少，只有8人在梅森、瑟斯顿和太平洋县的牡蛎公司工作。

1905年，牡蛎产业中的日本移民数量大大增加，能够被称为一个群体。

牡蛎公司的经营者称赞日本移民是“牡蛎场最好的雇员”，另一位经营者声称日本移民“很容易接受这份工作，并且令人十分满意”。

日本移民开始从事牡蛎产业的途径各不相同，他们的经历代表了日本移民到美国的总体情况。

日本移民很少直接开始从事牡蛎产业，作为移民工人，他们首先在不同地区开始工作，从事不同的职业。

村上于1905年离开日本，先在夏威夷的甘蔗园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不喜欢夏威夷令人疲惫的工作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他离开夏威夷来到西雅图，工作了4年。

1911年他回到日本，1912年重新回到西雅图，1914年他在威拉帕湾的纳科塔定居，并在托克兰牡蛎公司的牡蛎船上找到工作。

罗伯特·中尾的父亲于1906年移民到夏威夷，一年后搬到了华盛顿，首先在贝灵汉鱼罐头厂工作。

之后在布莱克利港锯木厂工作，后来他也在托克兰牡蛎公司找到了工作。

1923年，藤田康吾在太平洋县的沃尔维尔锯木厂工作，但随着大萧条的到来，锯木厂关闭后，他决定在该地区新开的牡蛎公司寻找工作。

一些日本移民将牡蛎工作视为填补季节性工作的补充，或者工作的替换选择。

与鲑鱼罐头行业中的亚洲移民不同，日本牡蛎工人不受劳动合同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

首先，牡蛎行业不需要大量的工人；

其次，在牡蛎行业早期发展的几十年里，牡蛎公司的所有者已经建立了一支由欧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组成的劳动力，再加上少量的中国人，所有的劳动力都已是当地人；

最后，当公司经营者确实需要外部劳动力时，他们依赖于日本移民建立的口耳相传的方式。

因此，牡蛎行业的经营者不需要与日本移民签订劳动合同，牡蛎行业的日本移民不受政府的监督，而且能够更好的利用自己的权力改进工作环境。

日本男性移民会将自己的妻子带到美国，与他们的丈夫一样，日本女性不直接进入牡蛎生产行业。

1910年有7名日本女性在梅森和瑟斯顿县的牡蛎公司工作，192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32名，她们最集中的工作是捕杀和打开牡蛎。

20世纪40年代，普吉特海湾牡蛎公司大多数开箱工是日本女性。她们作为牡蛎行业重要劳工队伍的出现，导致了这项特殊工作的女性化。

尽管业主对女性从事的高技能工作表示赞赏，但这项工作被贬低，报酬也较低。日本女性将她们的家庭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在华盛顿的牡蛎地建立了稳定的日裔美国家庭。

丈夫和雇主对她们劳动的依赖提高了日本女性移民的地位。

甚至更进一步，她们作为工资劳动者和她们的丈夫在这个行业中基本不可见的助手的重要存在，确保了该州牡蛎企业家的成功。

1900年，牡蛎工作只是年轻的日本男性移民在美国期间从事的众多工作中的一种，他们很容易放弃这个工作，去寻求更好的经济前景。

但到了1920年，牡蛎工作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家庭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华盛顿牡蛎养殖中，日本家庭越来越多，牡蛎行业日本劳工的历史表明：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仅仅是在海岸线和捕鱼屋工作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的公民身份将他们限制在被剥削的工人层面上，但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

在适应新环境和传授技术知识的过程中，日本移民成为了牡蛎产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2.牡蛎公司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太平洋牡蛎贸易的建立，许多日本牡蛎工人凭借工作赚取的工资以及丰富的牡蛎贸易的专业知识，离开了泥滩和采摘厂，加入了建立公司的行列。

但日本牡蛎公司所有者的数量一直不多，首先，牡蛎公司的经营者需要大量的资本购买土地、船只和种植牡蛎所需的工具，日本劳工并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以上开支；

其次，牡蛎行业与其他西方企业相比规模仍然很小，日本移民很少能够有机会获得公司所有权；

最后，20世纪前20年，本地牡蛎几乎枯竭，移植的牡蛎也未能繁殖，导致了行业危机，使得无论是白人还是日本移民，都不能以养殖牡蛎为目的获得潮汐地。

20世纪20年代末，太平洋牡蛎的引进和牡蛎行业的振兴促使一些有创业精神的日本牡蛎工人自己创业。

他们找到了规避《外国人土地法》禁止日本移民获得和耕种自己土地的限制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牡蛎公司。

一些牡蛎公司昙花一现，另一些发展成为大型企业。

创业的日本移民都有在牡蛎行业工作的经验，在建立公司过程中表现出适应困难的能力，以及寻求得到白人同行接受的迫切要求。

但由于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成立牡蛎公司，他们受到美国西部其他地区白人的敌意。

从1900年开始，日本移民在华盛顿州牡蛎产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之前，公司老板没有找到稳定的劳动力。

美国原住民的衰落、反华移民法以及当地欧裔美国人对牡蛎工作的不感兴趣，使日本移民有了进入该行业的有利契机，并为公司经营者提供了四十年的可靠劳动力。

日本移民凭借着自身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熟练的、不可缺少的雇员。

尽管日本移民在西北太平洋地区面临着法律和社会的限制以及牡蛎行业的艰苦工作，但这些日本人表现出了非凡的适应能力。

日本移民利用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民族文化传统，在白人主导的行业中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当白人牡蛎养殖者面临产业危难时，是两位日本移民的工作拯救了这个行业。

日本移民利用他们与日本牡蛎生产商和科学家的关系，开始将日本牡蛎种子进口到华盛顿州的海岸线。

跨太平洋牡蛎种子贸易的建立不仅振兴了这个行业，还为日本移民带来了新的职位。

在日本和美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经济关系中，日本牡蛎工人和公司老板成为关键的促进者和文化的调解人。

引进太平洋牡蛎，引发了关于日本移民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定居的问题。

日本牡蛎养殖者试图在不同程度上使自己融入更大的白人社区和贸易协会，并在其中找到认同感。

尽管日本移民拥有的公司数量从未与白人拥有的公司数量相等，但他们确实构成了威拉帕湾和普吉特海湾南部一些最大和最有生产力的公司，对该行业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