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50期，原文标题《我们的海洋》，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地球上的陆地被分隔成了很多块，但海洋却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有一个海洋，必须好好保护它。

主笔/袁越

一名渔业工人乘船前往三文鱼养殖场（视觉中国供图）

建在鱼干上的国家

如果我们把挪威国土想象成一条鳄鱼的话，那么罗弗敦（Lofoten）群岛就好比是鳄鱼身侧的一只小爪子。今年10月末的某一天，我和另外几位国内来的记者乘坐一架小飞机从挪威本土的博德市（Bod?）起飞，只用了20多分钟就到达了位于罗弗敦群岛中部的斯沃尔维尔市（Svolv?r）。这是座典型的北欧小镇，虽然从空中看貌似铺得很开，但其实常住人口只有4700人，还不如北京的一个普通住宅小区人口多呢。

斯沃尔维尔市中心有个广场，周围建了一圈旅馆，看来这里的旅游业很发达。我猜大部分游客应该都是冲着北极光来的，因为这里位于北纬68度线上，正是看极光的好地方。但因为墨西哥湾暖流的缘故，这里的气温要比同纬度的其他内陆地区高出很多。我们到达的那天晴空万里，最高气温大概在4℃左右，相当宜人。不过，这里毕竟已经进了北极圈，天气说变就变，果然第二天从北冰洋上刮来一阵风暴，天堂瞬间变成了地狱，北极光也看不成了。

考古证据显示，罗弗敦群岛早在1万多年前就有人居住了。当年那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这样一个严酷的地方定居，肯定不是为了看北极光，而是被北大西洋鳕鱼（North Atlantic Cod）吸引过来的。挪威人把这种鳕鱼称为Skrei，意为“流浪者”，因为这种鱼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北边的巴伦支海（Barents Sea），但每年的2～4月，成年的北大西洋鳕鱼便会离开北冰洋，一路向南游到罗弗敦群岛附近的海域产卵，孵出的小鱼正好赶上食物充足的夏天，长大后再游回巴伦支海。

一位当地导游驾驶一艘橡皮艇，载着我们考察了罗弗敦群岛附近的海域。据他介绍，罗弗敦群岛由大大小小数千个岛屿和岛礁组成，一直向南延伸出100多公里，岛与岛之间形成了数百个隐秘的峡湾，风暴和鲸鲨都进不来，因此这里不但是海洋鱼类绝佳的产卵场所，同时也为渔民们提供了很多避风港。事实上，挪威人捕捞的所有鱼种当中至少有70%都会在这里产卵，渔民们只要待在这里守株待兔就行了。因此，虽然这里气候严酷，但仍然吸引了很多渔民在此定居，这些人就是挪威人的祖先。

巡游过程中，天上一直有鸟在飞翔，导游也不断提醒我们这是鸟类的天堂。但我注意到两岸的岛礁大都是光秃秃的，上面没有海鸟筑巢的痕迹。我曾经去过南极，那里凡是有陆地的地方全都被正在孵蛋的海鸟或者企鹅占据了，那才是大自然应有的样子。这个对比说明当年定居在此的挪威渔民们肯定没少掏鸟蛋吃，最终把在这里孵蛋的鸟类都杀得差不多了。

中国人喜欢用“鸟不拉屎”这句俗语来形容一个地方的偏僻，但实际上越是偏僻的地方鸟屎就越多，因为凡是人多的地方，鸟肯定活不好。相比之下，鱼躲在水下，人类看不见，活得比鸟稍好一些。但当人类发明了渔网之后，鱼也终于难逃一劫。只有在那些生存环境过于严酷的地方，鱼们才在大自然的庇护下活了下来。比如罗弗敦群岛的捕鱼业就一直维持了数千年，因为这里纬度太高，人口数量增长缓慢，如果渔民们只是为了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而捕鱼的话，就能做到可持续。

所有海鱼当中，渔民们最喜欢北大西洋鳕鱼，这种鱼不但个头大、肉质细嫩，而且最适合做成鱼干储存起来

所有海鱼当中，渔民们最喜欢北大西洋鳕鱼。这种鱼不但个头大，肉质细嫩，而且最适合做成鱼干储存起来，以备非捕鱼季时吃。罗弗敦的春天不但风大，而且气温始终维持在0℃左右，只要把鳕鱼切开晾在架子上，很快就会被风吹干，却又不用担心鱼肉腐烂变质或者被冻坏，最适合制作鱼干。做好的鳕鱼干水分尽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很久，吃之前只要在水里泡几天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口感几乎和新鲜的鱼肉差不多。要知道，古代没有冰箱，所有肉类都必须通过烟熏或者盐腌来防腐，吃起来口感差了很多，但鳕鱼干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很快就成了长途旅行者们最喜欢携带的口粮。当年维京海盗远征欧洲大陆时，行囊里总会带上几条鳕鱼干，正是这种食物让维京海盗们得以称霸整个欧洲。

不幸的是，或者对挪威人来说，幸运的是，这个秘密被欧洲大陆上的人发现了，于是鳕鱼干很快就成了欧洲旅行者们的常备干粮，据说哥伦布指挥的远洋船队也是靠鳕鱼干补充蛋白质的。除此之外，基督教规定四旬斋（Lent）期间不准吃肉，但可以吃鱼，所以鳕鱼干又成了欧洲基督教徒们的最爱。于是，鳕鱼从一种原本只供挪威人吃的食物变成了全体欧洲人都想得到的奢侈品，价格一升再升，最高时占到整个挪威出口总额的80%。挪威人把美元纸币上印着的那句话“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改成了“我们信仰鳕鱼”（In Cod We Trust），意思是说鳕鱼就像美钞一样，是挪威人心目中最坚挺的硬通货。

作为鳕鱼干的交易中心，卑尔根（Bergen）迅速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富裕的城市。自14世纪开始，每年从这里运往欧洲大陆的鳕鱼干都在3000～4000吨之间。因为鳕鱼在风干的过程中丢失了大部分水分，再加上制作鱼干之前扔掉的鱼头和内脏，所以这个贸易总量相当于每年至少捕捞600万吨新鲜的鳕鱼！如此大的捕捞量，光靠小帆船已经不够了，于是蒸汽机首次被用到了渔船上。

斯沃尔维尔市中心有个美术馆，里面展出的是出生于此地的一位画家根纳·博格（Gunnar Berg）的作品。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名叫《特罗尔峡湾之战》（The Battle At Trollfjord），画的是1890年发生在特罗尔峡湾的一场战斗。这个峡湾位于罗弗敦群岛附近，入口很窄，所以当鱼群游进去产卵时，只要封住峡湾的入口就可以很容易地捕到鱼了。为了垄断这个峡湾的捕鱼权，一家渔业公司雇用了一批吨位巨大的蒸汽渔船，横停在峡湾入口处，不让小渔船进入。为了生计，挪威本地渔民们驾驶着小渔船朝着蒸汽船冲了过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异常惨烈。所幸博格当时就在现场，他把战斗场面如实地画了下来，让我们能够亲身体会到人类互相争夺自然资源时的那种残酷。

不过，无论博格的绘画水平多高，也画不出水下发生的事情。随着捕捞技术越来越先进，北大西洋鳕鱼的数量迅速减少。挪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就经历了一次鳕鱼危机，导致挪威政府不得不减少配额，希望能给鳕鱼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大西洋对岸的加拿大人却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仍然在继续增加捕捞配额。渔民们加大了拖网面积，又为渔船添加了声呐设备、GPS系统和速冻冷柜，鳕鱼一旦游进加拿大海域，就再也逃不掉了。

1993年，加拿大渔业主管部门突然宣布无限期休渔，纽芬兰（Newfoundland）地区3.6万名渔民一夜间丢了工作。这是加拿大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失业事件，渔民们虽然抗议了半天，却也无能为力，因为整个纽芬兰渔场的鳕鱼数量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了，即使偷偷出海也捕不到鱼。

此事震动了全球海洋捕捞行业，大家终于意识到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事实上，从那次事件开始，全球海洋捕捞总量便连年下降，至今没有回暖的迹象。纽芬兰的鳕鱼种群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因为渔民无节制的捕捞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原来一直被鳕鱼捕食的毛鳞鱼（Capelin）、鲱鱼（Herring）和各种虾蟹数量激增，把鳕鱼子都吃光了。

挪威人当年也采用了和加拿大渔民类似的捕鱼新技术，捕捞限额也大大超出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极限，但因为罗弗敦群岛的地形太过复杂，大型渔船施展不开，再加上其他一些偶然原因，挪威的鳕鱼捕捞业侥幸活了下来。好在挪威人吸取了教训，和拥有巴伦支海部分主权的俄罗斯展开合作，实施了极为严格的捕捞配额制度，希望能让这个堪称挪威最古老的行业能够持续下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北大西洋海水温度的上升，鳕鱼的产卵地不断向北迁移，来罗弗敦群岛产卵的鳕鱼数量越来越少了。挪威人终于意识到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光靠自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必须动员全人类的力量，大家一起努力。

挪威捕鱼者（视觉中国供图）

海洋渔场面临危机

要想统一行动，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在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凯利（John Kerry）的支持下，美国政府于2014年主持召开了第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Our Ocean Conference），希望借此机会把全世界关心海洋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商海策。此后这个大会每年举办一届，今年的第六届大会于10月23～24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政府、企业、学术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

本届大会由挪威外交部长伊娜·埃里克森·瑟雷德（Ine Eriksen S?reide）主持，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亲自到场致辞。简短的开幕式之后，大会迅速进入讨论环节，第一个议题就是气候变化与海洋的关系。谈到这个话题，普通人肯定最关心海平面上升，毕竟它关系到数亿沿海居民未来的生活。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平面在整个20世纪里一共上升了15厘米，21世纪迄今为止的海平面上升速度是20世纪的两倍。如果不加防范的话，2100年时的海平面将会再上升1.1米，大约有7亿人的生活将会受到显著影响，很多海岛国家甚至将不复存在。

但是，到会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对海洋的最大威胁来自珊瑚礁的大面积白化（死亡），此事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的兴衰。数据显示，目前地球大气温度已经比工业化开始前上升了1℃左右，这个升温幅度已经造成将近一半的珊瑚礁面临死亡威胁。如果升温幅度增加到1.5℃的话，全球珊瑚礁的70%～90%将会死亡，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气候大会要把控温目标定在1.5℃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不了，升温幅度超过2℃的话，那么全球珊瑚礁的99%将会死亡，海洋生态系统将会崩溃。

珊瑚礁是很多海洋鱼类的避难所和产卵地，如果珊瑚礁没了，海洋捕捞业将会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因为最近这几十年的疯狂捕捞，海洋鱼类已经奄奄一息了。根据本届大会披露的最新统计，目前有33%的海洋鱼群遭到了过量捕捞，数量持续减少，如果不加收敛的话有灭绝的风险。另有60%的海洋鱼群目前处于满额捕捞的状态，即捕捞量和繁殖量相当，虽然可以勉强维持目前的产量，但再也无法提高了。剩下7%的海洋鱼群尚有增产潜力，但它们大都位于远离人群的边远地区，捕捞难度很大。

捕捞业的危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最大，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并不依靠吃鱼来获取每日所需的蛋白质。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0%的人口几乎完全依靠海洋生物来补充蛋白质，他们全都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往往是其中最穷的那些人。他们大都住在海边，因此也是海平面上升最大的受害者。

换句话说，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如今最穷的那些人。因为缺乏感同身受，老牌富国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不切实际，新近成功脱贫的中国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刚刚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的屈东玉博士应邀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养殖。既然野生的鱼捞不到了，人类又很缺蛋白质，那就想办法养鱼嘛。

说到水产养殖，中国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领先世界。但在高价值海鱼的养殖方面，挪威人更有发言权。这个国家地广人稀，领海海域水质优良，海水温度低，最适合饲养三文鱼。据统计，2017年挪威的海产品出口总额为945亿挪威克朗（约合725亿元人民币），排名世界第二位。其中养殖鱼类占比为72%，大部分为养殖三文鱼。事实上，目前国际市场上的大西洋三文鱼当中，野生的只占0.5%，其余的都是养殖的。

虽然挪威三文鱼养殖产业规模很大，但其实养殖密度并不高。我这次利用坐飞机的机会从空中仔细观察了罗弗敦群岛和挪威本土之间的宽阔峡湾，只看到一家养殖场，一共8个网箱。不像中国的沿海，已经被养殖业安置的各种网箱占满了。

虽然这次没能近距离考察挪威的三文鱼养殖场，但我们参观了位于博德市中心的三文鱼中心，通过文字和视频了解了三文鱼养殖的全过程。三文鱼是洄游鱼类，幼鱼孵化出来之后先要在淡水池里养10～16个月，然后转移到海水网箱内再养14～22个月，养到每条鱼重4～6公斤时就可以收获了。挪威的三文鱼网箱是圆锥形的，水面部分周长160～200米，水下部分深20～50米，每个网箱最多只能同时饲养600吨三文鱼，因为挪威政府规定鱼的总体积不能超过网箱内总体积的2.5%。即使如此，网箱内的三文鱼密度也要比野生的高出很多，容易成为寄生虫的乐园，再加上养殖三文鱼排泄的废物会污染环境，降低海水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海水养殖的密度也不能太高的主要原因。

不过，三文鱼养殖最大的问题是饲料的来源。野生三文鱼是吃小鱼的，养殖场当然希望能用植物来源的饲料代替，比如大豆和玉米等，否则不但饲养成本高昂，而且也不环保。问题在于，三文鱼饲料当中必须含有足够多的奥米茄-3脂肪酸，这种物质在海洋中非常丰富，但在农作物当中却较为少见，大豆和玉米中的含量极低。曾经有科学家通过转基因技术让大豆也能生产奥米茄-3脂肪酸，但因为反转势力的反对，这种新技术没办法应用，所以三文鱼饲料当中仍然必须添加大量野生海鱼成分，比如海洋捕捞时误捕的小鱼小虾，或者鱼类加工时剩下的鱼头和内脏等副产品。这些东西本来可以有更高效的用途，如今却只能用作鱼饲料了。

海洋养殖看似很美，但如果解决不了饲料来源的问题，不但饲养成本很难降下来，其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也很难减轻。类似转基因这样的技术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一部分问题，这就要看老百姓什么时候能接受这些新技术了。挪威人在这方面相当教条主义，至今不接收这些新技术，这一点将会严重阻碍海洋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最大威胁来自珊瑚礁的大面积白化，这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海洋生态系统的兴衰（视觉中国供图）

海洋保护区的真假

海洋虽然可以为人类生产宝贵的蛋白质，但海洋绝不仅仅是人类的渔场那么简单，它还承载了重要的生态功能。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生产了51%的氧气，吸收了80%的人类活动新增热量，是地球生态系统最重要的调节器。”美国前国务卿凯利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们需要像保护陆地生态系统那样保护海洋，减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干扰。比方说，海底拖网就相当于电锯，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渔船在海上作业，就相当于一大片森林被砍光了。”

确实，因为视角的问题，人类对肉眼可见的陆地生态系统的关心程度远超海洋。第一个陆地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早在1872年就建立了，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以下简称MPA）直到20世纪初才建成，而且发展速度远低于陆地保护区。如今绝大部分国家的陆地自然保护区的总面积都已占到国土面积的10%以上，不少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甚至已经超过了30%，但直到今天，MPA总面积也只占到世界海洋总面积的7%左右，这还是放宽标准后的统计结果。如果按照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计算，这个比例仅有4%左右。

据统计，目前全球一共有大约1.5万个MPA，其中绝大部分居然都允许人类从事商业行为，包括捕鱼在内。很多国家把仅有一种限制（比如限制拖网或者限捕捞某一种鱼类）的海域当成MPA，这就导致这个概念的定义非常混乱，因此很多MPA被环保人士称为“纸公园”（Paper Park），意为它们只存在于纸上，实际效果很差。

在科学家们看来，真正的MPA应该完全禁止捕鱼，或者只允许当地渔民为了自己的生计而少量捕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可惜符合这个标准的MPA仅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1.8%，比陆地保护区差远了。

这方面挪威也不能算是好榜样，部分原因在于这个国家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实在是太低了。挪威国土面积大致相当于中国云南省，但总人口只有500万，一出城市基本上就看不到人了，所以挪威人一直不觉得他们的环境会被人类行为所破坏，挪威法律也相应地赋予了普通挪威人极大的特权，可以自由前往国境线内的任何地方，自然保护区也不例外。换句话说，挪威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是自然保护区，根本不需要另建。目前挪威专属经济区（距离海岸线20海里范围）内仅有6个MPA，总面积占比不到1%。我们去参观了其中的一个MPA，这个名为Saltstraumen的海洋保护区距离博德市区大约一小时车程，本身是一个长约2.2公里的峡湾，因为入口处非常窄，使得进出峡湾的海水流速极快，最高时速甚至可达20节（相当于37公里/小时），据说是全世界最快的潮汐海流，这就营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生态系统，值得好好保护。

但是，这个峡湾的沿岸建了很多房屋，显然有不少人选择在此居住。据导游说他们大都是渔民，平时都会来峡湾里捕鱼。这个峡湾还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景观公园，每年平均接待18万名游客。事实上，正是因为人类干扰太多，导致最近10年这里的海鸟数量减少了70%～90%。

在高价值海鱼的养殖方面，挪威人更有发言权（视觉中国供图）

大家千万别小看这些人类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直接影响了该海域的顶级捕食者，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前美国海洋及大气层管理署（NOAA）首席科学家、现在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任教的美国海洋生态学家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教授在本次大会上做了一个专题报告，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原来，以前生态学家们大都相信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取决于初级生产者（比如树、草和海藻、海带等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物种）的健康状况，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实际情况很可能正相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反而是那些顶级捕食者，比如狮子、老虎等，因为这些顶级捕食者控制了生态系统中那些次级捕食者（比如食草动物）的种群数量，这就相当于保护了初级生产者的健康。

比如，如果一片海域里的金枪鱼都被捕光了，那么此前被金枪鱼吃掉的那些小鱼小虾的数量就会爆发式增长，后者会把海草吃光，而海草正是很多弱小鱼类的避难所，于是整个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就会大受影响，最终导致系统崩溃。问题在于，越是顶级捕食者往往肉质越鲜美，经济价值也越高，无论是鲸鲨还是鳕鱼、金枪鱼、三文鱼，都是渔民们最喜欢捕捞的海洋鱼类，这就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MPA，为海洋生物提供一个避风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签署国一致同意在2020年时将MPA占比提高到10%，但从目前情况看，并不乐观。据卢布琴科教授估计，如果把迄今为止各国所做的承诺全部兑现，也仅有7.8%的占比，距离10%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美国海洋生态学家简·卢布琴科教授（IC photo供图）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全球已建成MPA的总面积当中的86%来自21个大型海洋保护区，它们大都位于热带地区的远海，本身就没啥鱼，也没有渔业活动，建不建保护区差别不大。相比之下，极少有MPA建在温带近海海域，这些地区鱼的数量最多，种类也极为丰富，但却一直是海洋捕捞的重灾区。

但是，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目前全世界1.5万个MPA大部分面积都很小。不过，卢布琴科教授认为面积大小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选址。在她看来，如果选址得当，让主要鱼种在其生命周期内的各个阶段都能得到一定的保护，就能帮助它们维持种群规模，其效应甚至可以扩展到保护区之外。换句话说，她认为设立MPA的目的不但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也是为了提高海洋捕捞业的规模。据计算，如果MPA设置得当的话，整个地球的海洋捕捞产量还可以再提升20%。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求各国政府在设计MPA时必须尊重科学，而不是迁就旅游业或者捕捞业；其次要求各国政府必须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因为很多重要的海洋鱼种都是洄游性的，在设计MPA时必须打破国界，相互配合才行。所以本次海洋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敦促各国政府放弃保护主义政策，团结起来保护我们的海洋。

结语

“我们的海洋大会”和其他环保大会最大的不同就是注重行动。为期两天的大会一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国和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370项承诺，涉及的总金额达到了637亿美元。

经过多年的环保宣传，政治家和企业老板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陆地上，但却只有一个海洋，必须好好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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