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地可以养殖(忆苦思甜光头粉)

一碗光头面

汨罗柳舟｜文

光头面，就是因物质匮乏，或者个人的某种偏好而没有添加任何佐料的汤面。懒于考证，也由于某种原因不想去考证，我估计这个名词大概只流通于汨罗江下游，而实物的存在要广泛得多。

①

汨罗江下游有个古老的村子叫流花洲。在一个很枯寂的年代，我很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名如诗美的村子里。

曾祖爷爷是个行脚商，靠勤劳积攒了不少财富，娶了周姓大户人家的闺秀——我叫她老娭毑。可曾祖父不幸被日本兵打死了，老娭毑就靠变卖了家当和嫁妆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后来，具体说是上世纪50年代，爷爷因不舍那不堪一击的家，困守在水灾中飘摇的篱壁屋，整日以泪洗面，以致患上了青光眼；而奶奶孱弱的身体不堪混天黑地的集体劳作和终日无以略缓的饥饿，丢下了不足四十的生命和曾经寄予希望的家。

我叔爷爷虽然学了一门手艺，裁缝水平也高，但过早地得了齁子病(现在叫支气管炎)，也难以支撑门庭。

我出生时，人们正在抢食为生。我，以及后面弟妹们的到来，为父母增添了无尽的忧虑。父亲不分昼夜地劳动，母亲忙里忙外地操持，还是难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子。

求生，是一种巨大而奇怪的力量，我稍知世事就具备了这种力量。田头地边的草茎草根，我能咬出苦和甜；房屋壕围上的树皮树叶，我能尝出臭和香；山头沟底的各色野果，我能辨出有无毒。大大小小的池塘、渠道水坑，只要有活物，我就能带着弟妹们烧烤出“美味佳肴”。

还有，我会想着法子去偷一些集体的食物。比如一颗白菜，一个萝卜，或者一只红薯(我们叫茴)。

一年春天，正是各种食材都缺的时候，我发现邻生产队窖(读gao第四声)茴种——将种红薯掩埋在地里，浇上大粪，以便长出红薯秧苗，作新一年生产用。

傍晚，我独自去了地边，从三块地里挖出三个臭醺醺的红薯，重新掩好泥土，就一溜烟跑到渠塘边，先用泥沙搓净大粪，然后在水中反复搓洗。正准备吃一个，再带两个回去给弟妹们，抬头就看到了邻队队长那圆睁的怒目，我顺势逃进了冰冷的水中。

第二天，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母亲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但弟妹们还是用狡黠而少神的目光投我以感激，我自豪而满足。

我是幸运的，尽管经常因顽皮而挨父亲的巴掌，可是却因很少挨饿而长得结实，且力气不小。后来还知道，我爷爷时家道中落，没有划成地主，才是我幸运的主因。虽然我常偷集体的食物，却从未挨过批斗，年纪小也是一个优势。

我的族叔世科就惨了，因为偷了自己生产队的几棵白菜，而且家庭成分高，次次开大会就挨批斗，没几年就被整死了。我的儿时玩伴都笑他，甚至一起恨恨地骂他“贼”。其实对什么是“贼”我还很模糊，却因着“同道”的缘故从不骂他，但只能从心底里为他叫屈。

世科叔死时，我特意在他坟前栽了一棵白菜。

②

就在世科叔偷白菜的那些日子，村子里另一头有个上街喝面汤的人（面汤即别人吃剩的残汤），和世科叔一样的单身汉，叫苏汉堂。

那时，我放了学偶尔会去外婆家。外公早饿死了，外婆是全县的劳模，舅舅也因而没有读完小学最后一期，就回家务农。外婆和辍学在家的舅舅都善于种蔬菜，黄瓜菜瓜都比我家的大。

尽管自留地有限，但他们总是能每次让我吃个饱。比我家菜种得好的原因我也搞不清，可能有我父亲种菜的经验和技术问题，更多的应该是父亲为了多赚几个工分，力争年年少超支，而很少时间管理自家菜园。

有一次，我跟着母亲去插田，看见族伯世林家的黄瓜已经很大了，至少比我家的大一倍，就隔着篱笆去摘，结果被伯母发现了，骂了我一个臭死。母亲心疼我，说散工后就带我回家吃自己园里的黄瓜。

回家后，趁老娭毑不注意，我迫不及待地溜到园里，准备去摘黄瓜吃，结果被土皮蛇咬了，在脚踝留下两点红红的细细的齿印，痛得我嚎天动地地哭。

母亲一看，吓得直哭，忍着眼泪把我抱到屋里，放到稻草铺成的床上，一边剪下自己的头发为我扎住膝盖，一边就口含茶水为我吸毒，而我只是在那鬼叫唤。我老娭毑马上派人把我二叔祖叫来，催他赶快施救。

在给我清洗完伤口准备敷草药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堂哥说族伯世林家的二儿子泽高也被毒蛇咬了，要请我二叔祖去救治。后来，只是因为被救治的时间稍迟一点，他比我多在床上呆了四十几天。再后来，我才知道我康复得快的重要原因是母亲用嘴吸出了大半的毒血，她几乎被毒晕了。

不得不补充说明一下，用嘴吸蛇毒是极其危险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母亲救子心切，以至爱令智昏啊!

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自家或别家园里摘瓜吃了，去外婆家就更频繁了。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过胥家大屋的时候，总是听到有小孩在喊：“苏汉堂，喝面汤，只要有，不怕丑。”

我感到奇怪，问一个同学，他说这个老家伙太不要脸了，经常去县城喝别人吃剩的面汤。我没有注意同学的眼神和语气,反而来了兴趣，更没有觉到什么可耻，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填饱肚子的新方法。

我试着接近这个“老家伙”，才知道“老家伙”其实并不老，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常年繁重的劳动而累弯了腰，显得“老”。

他和我家一样年年成为“超支户”，生了疾病又无人照料，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依靠。所以他独辟蹊径，去县城喝面汤。被大人们耻笑，被小孩们追着叫骂，他也不顾了。

我很同情他，背着父母跟他去过几次县城，那残剩的面汤很香呀！他喝得很用心，没有羞惭，没有言语。我感受到了一个老人的求生欲望，比廉耻重要得多。我还并不完全知道廉耻二字的意义，尽管爷爷经常用这两字来训斥我。

又是一个春节到来的前夕，苏汉堂死了。死得很安详，虽然脸上只有皮包骨，左眼角似乎有一点泪痕。他的去世让已经辍学的我，没能完成一个的小小心愿。

③

年少懵懂，哪知世艰？那年，族伯世林家的黄瓜藤被大队部组织的“割尾队”锄掉了三根；族叔动军家的南瓜苗只留了一根；家叔世忠家的鸡被捉去了五只；我家的那只半大黄狗也未能幸免！

理由只有一个：集体按劳分配，自留地和养殖按人口配置规模。多余的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狗是绝对不能有的，有了就都姓“资”，统统格杀。

我跟着“割尾队”去吃狗肉喝鸡汤的时候，遇上那个刚考上高中的同学。他明白我的去意之后，鄙夷地看着我说：“你无药可救啊！还像当年一样去喝残羹冷炙吗？”

我冷冷地反抗道：“我不懂你的什么妖什么根，我只要填饱肚子就行！何况，你知道那条狗是我家的吗？”

我吃到了有生以来最美味的肉，也喝到了最香最甜的汤。但我高兴不起来，同学那怪异的眼光令我气愤，他凭什么那样看我，况且他还提起了那饿死在年夜祝福声中的苏汉堂。

想起苏汉堂，我内心一阵莫名的愧疚，没能完成让他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光头面的心愿。可是我自己呢？我跟母亲说过几次了，对我的要求从不迟疑的母亲总是支支吾吾，我十三岁了还没有吃到那梦想中的光头面。

这次，我跟母亲说一定要去县城，要吃光头面。

第二天，母亲摘了藤上所有的瓜和豆角，还把地里最好的蕹菜也割了一篮子，真带我去县城了。

时蔬很快就卖给了城里人，共得1元五角7分。听说光头面只要1角3分一碗，我高兴极了。

可是，面条是我想吃就能吃的吗？它不仅要钱，还要粮票！

这就是母亲给我最后的回答。“孩子，要吃国家粮，才有粮票。你不读书了，怎么能吃国家粮”

“娘，我还是回学校去读书吧。”我很坚决地说道。

母亲这次又迟疑了，半天慢慢说：“慢慢看吧。”我不懂要“看”什么。

这次回来以后，我找了一些爷爷读过的书片，是被我自己“革命”时烧得七零八落的，一页一页地读。那些鼓眼暴睛的繁体字一直在嘲笑我，心里十八味杂陈啊！

上山为生产队看牛时，我也带着这些纸片，蝉的聒噪，马蜂的嗡嗡，就成了我最好的背景音乐。

一个炎热的下午，母亲说：“明天带你去吃光头面。”

原来，我姨父知道我这个愿望后，就想法托人找关系，找到了为县城火车站拖河沙的苦力活，每天1.1元的劳务工资，另加三两粮票。姨父自己挨饿少吃，攒了六两粮票给我母亲。

姨父廖正义在诸多兄弟姐妹中学习成绩最好，可是因为家里人多，父母负担过重，又遇上三年灾难时期，初中没上完就只能放弃学业回生产队劳动，帮助家人生存。

他把我看得很重，也对我寄予厚望。尤其他大儿子东和因病无钱治疗而过早离去之后，就更关注我的出息，劝我读书，至少要学一门手艺，并且帮我找了好几个各门类的手艺师傅。

面条确实香啊，可我始终没有吃出想象中的那种味道。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要读书，“跳出农门”。

④

我又回学校读书了。不是回小学，而是直接去我恩师新工作的学校读初三，跳了好几级。

恩师刘焕，高中毕业后回村里教了两年小学。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他教我数学。可是，当我正好有了学习兴趣的时候，恩师去外地进修了，而这时家里几乎揭不开锅，所以我决定辍学了。

恩师知道我的情况后，找我父亲谈了三次，决定带我去他当时任教的地方上学。

我没有辜负恩师和父母的期望，经过近一年“快餐式”的学习后，我考上了县城的高中。并且，后来又和父母、弟妹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先理科后文科都上了重本线，由于各种原因最后录取了一所师范专科，毕业后回县里当了一名教师。

弟弟是在我准备重返学校的时候放弃学业的，妹妹是两岁时生病被误治成了天聋地哑的，他们和父母一起助我完成了各阶段学业。

我把第一份工资给父母寄去了一半，并附寄半个星期的粮票3斤，我想，父母终于可以吃到儿子给他们的面条了。可据父亲说，邮件是我那位回乡任村干部的同学送达的，他跟我父亲说：“树叔，恭喜您！您的宝贝儿子给您寄来了一担盐。”我父亲笑笑道：“辛苦你了。正好我几十年吃的盐还不够叻！”

是的，我当时的工资确实只够买两担盐。我父亲的话可能还有别的意思，那同学是否懂得呢？我能想象到同学见我父亲时笑脸，也能明白他一直以来的优越感。

我的工作还算顺利。虽然不肯迎合世俗，但还是蛮受学生欢迎的。我在乡村工作了五年，回到县城时，恩师却突然惨遇车祸，客死湘南。

我是在高三的课堂上听到消息的，当时恩师的一位侄女在我班级里。我至今回忆不起当时是怎样离开课堂的，只记得几个孩子代表同学们很理解地送我回了宿舍。

到底发生了什么？恩师为什么要去湘南？我始终不肯相信这冰冷的事实，多么优秀而又仁爱的老师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恩师是在我考上大学后的第二年被动脱离教师队伍的，原因就是超生。因“争一口气”一直想生个男孩而违反了生育政策。

离开热爱的讲台后，他的心里应该有万般滋味。他去了地级市做贩运小菜生意，我劝过他回来继续教书。他说：“孩子，你好好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吧，一定不要放弃数学。我的命运也许就这样安排了。”

什么是命运？心心念念的数学不就是您的命运吗？我一直思索着，没有头绪也无结果。灾难突降恩师身上，令我更为茫然!

⑤

如今我也早过了知天命之年。我想，世事超出了常人所能掌控的范畴，大概就只能借“命运”一词来消解内心的恐惧，安慰不屈的灵魂吧！一切的救赎皆有所待。

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天，光头面依然有人求之难得，可也有人死也不会相信。

面对洪灾和疫魔，有人在挣扎，有人在歌舞，还有人报以“何不食肉糜”的冷嘲。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尘土飞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