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市大兴隆昌鹅养殖场(碑刻与写本)

作者：吴继刚（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碑刻文献是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图案。写本文献则是以毛笔蘸墨在竹简、木片、树叶、碑石或植物纤维纸等书写承载材料上书写的文献资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

从文献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碑刻文献处于以毛笔书写形成文献的历史阶段。其制作过程包括书丹、刊刻等最重要的两步，前者是用毛笔蘸朱砂，按照写本文献的格式，把业已拟定的碑刻文稿，誊写到画有界格的石板上。其后，用雕刀把石上字画刊刻出来。书丹体现了写本文献的特点，其书体，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体面貌，即汉碑用汉隶，魏碑用魏碑体，南朝以来基本完成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至隋碑，南北书法臻于融合，为唐代书法起了先导作用，唐碑之楷则相当圆熟。而刊刻则体现了刻本文献的特点。但碑刻以阴文为主，刻本则多为阳文。

崔铉撰文、柳公权书《神策军碑》（局部） 资料图片

从形制上看，碑刻类于卷轴，保留了简策制度，即整体上采用竖线相隔，状类绳编之简策；其书写行款格式，完全承袭传统简牍文献的下行左走格式。从校读符号上看，碑刻文献或存有校读符号，如重文符号用“（图1）”。倒字校正符号作“し”，《八琼室金石补正》云：“‘刊处’二字之旁作‘し’形，盖文系‘寻处刊形’，误倒作‘刊处’也。”衍文，则在衍文右边加点“•”号以示删除。脱文补刻，有的加补刻符号“く”，然后再补刻于旁。这些写本是一样的。

图1

但碑刻在内容上有自己的特点，因为镂于金石是为了传之不朽，所以碑刻多为旌表纪功以冀传之后世而作。其所刊文字，或彰显神灵祖宗的功德，或纪念英雄的伟业，或为描写宏伟壮丽的建筑，或刻名家诗赋，以纪山川之秀美，也有一部分为四部典籍、政治、宗教等高文大典，其意皆为传播当世，递之不朽。其所刻图像，不论是文王、周公，还是孔、孟，也不论是老子、佛祖，还是彭祖、关公，无一不是明君、忠贤等正面形象。其所刻动物，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有祛邪、避灾、祈福之用；其边饰卷草纹，忍冬、牡丹、石榴、荷花、菊花、兰花等，多为耐寒、富贵、高格、傲岸的代表。内容严肃、规整，图饰华美、典雅，同于刻本文献。

综上，碑刻兼具写本与刻本的特点，但它所具备的写本特点又明显多于它所具备的刻本特点，因此它属于写本文献的范畴。

碑刻文献属于写本文献的范畴，但从书写载体、内容、作用等方面看，它又不同于其他写本文献。

从书写载体来看，简牍阶段写本文献的书写载体主要是竹简、木牍，纸质写本文献的书写载体为植物纤维纸，碑刻文献的书写载体则是石板。这些石板多用青石制成，但地方不同，使用石材亦不同。如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南方之湖北宜昌、四川隆昌等地，均盛产青石，河南郏县采用当地红石，四川地区则广泛采用青砂石等。纸质写卷直接在植物纤维纸上书写即可。碑刻文献的形成则要繁复得多，包括制碑、书丹、刻石等阶段。具体来说，包括石料的凿制、绘画图案、刻画界格、书丹、刻绘图案、镌刻、检校、修复等几个环节，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为书丹上石与镌刻，即用毛笔蘸朱砂在画好的界格内书写，其后，再用雕刀在碑石上刻写出阴文（少数为阳文）。镌刻是碑刻文献有别于其他写本文献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文献的作用来看，不论是简牍写本时代，还是纸质写本时代，政府律令、儒家经典、各类史乘、诸子百家、别集总集，皆书之于简册或者纸质卷本；而书之于碑石之碑刻文献，多为碑志文，碑刻主要用于志墓等丧葬之用，这是碑志的主体作用。从内容构成来看，碑志文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前序后铭，序文主要介绍墓主的名字、籍贯世系、仕历、妻子以及卒葬时地等，铭文则对墓主的形貌、品德、功绩进行赞颂。二者前荣后哀，即序文追述墓主生前之功烈，铭文直抒生者现实之悲情。

碑刻文献由于质地坚固和流传久远，在文明传播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从内容方面看，碑刻文献可以校勘或印证其他写本文献，补充总集或别集。如苏轼撰并正书之《宿九仙山》，“暂”，《苏东坡全集》作“一”。“春”，《苏东坡全集》作“香”。“半夜”，《苏东坡全集》作“夜半”。诗文上石后未经改动，当以石刻文字为正。且细品文意，以石刻文字为优，可以校勘《苏东坡全集》。曾国藩撰、孙海正书并跋之《题桂湖诗刻》则印证《曾文正公诗集》文字之确。宋代词人章概之《蝶恋花词》可补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之总集《全宋词》，清代诗人黄溥《黄溥李贤诗刻》可补别集《石崖集》《漫兴集》等。

从文体方面看，碑刻文献可以丰富古代文学的体裁，增加碑志、造像记、买地券等文体。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专门介绍诔、铭，开碑志文的先河。尤其是墓志，自汉末以来，以至有清，其所录志主之生平仕历、铭文等为文辞优美之传记文学作品，是以历代文学大家文集中多录有碑志文，如《韩昌黎集》第二十二至三十五卷，《苏东坡文集》第八十六至九十一卷等。此外，《柳子厚墓志铭》《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五人墓碑记》则以文体优美、情感真挚而入选《古文观止》。佛教造像记是指为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像的制作留下的记录文字。该文体产生于北魏，直至近代，记载造像者、造像时间、所造之像、造像原因、发愿之辞等几个部分，如北魏“龙门四品”《始平公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均以叙事情切、书法灵动成为造像记之精品。买地券是西汉以来出现的具有鲜明道教文化特征的随葬文字材料，是一种象征性的证券，放在墓内以保证逝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不受侵犯。该文体涉及的内容包括墓主籍贯、身份、生卒时间、墓地位置坐向、买地时间、地价、四至、墓葬神煞、立券时间、立券人等。如西汉建元元年《王兴圭买地券》、北宋元丰八年《蔡八郎买地券》等，这客观上都丰富了传世文学作品的文体。

从语言上看，碑刻文献中产生的典故语丰富了写本文献的词汇。尤其是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刻，由于该时期是我国汉语之典故词的凝固期，上古以来产生的大量典故在此期间迅速定型，并产生了一批新的典故词。这些典故词采用缩略造词、割裂造词两种方法，前者如“鹏图”“吐握”“升湖”“来歌”“还鱼”“庵罗”，分别为古诗文语句、成语、神话故事、俗语民谣、历史故事、佛教用语等；后者如“尸素”“埙篪”“支百”“彝叙”“钧天”“佩犊”“翘车”等，这些典故词的主要生存环境为碑刻文献。

从书体方面看，清代以前我国的书学主要是帖学，但东晋以来“二王”之帖真本逐渐散失遗落，宋代以来的淳化阁帖、大观帖等原始本越来越少，翻刻本已尽失原帖的面目与神韵，这些都导致帖学式微。相反，碑拓则未经后世篡改，留存本真面目，因此借助帖学的衰微之机乘势发展起来。至清中叶以来，碑学得到强盛的发展，出现了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一批大家。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