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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浙江这样一个海洋强省而言，其所占的分量就更重。

实践证明，经过50多年的发展，浙江的渔业经济在促进浙江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渔业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加和渔业生产环境的变化，捕捞能力已经严重过剩，“船多鱼少”矛盾日益凸显，渔业资源不堪重负；而渔港、渔船监督管理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确保浙江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对浙江省渔业经济的资源基础展开调查研究。

只有这样，才能为后续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研究、模式研究、现代化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依据。

笔者通过资料搜集、深入渔村进行实地调研等方法，对影响浙江省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进行了调查。

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浙江省的渔场面积就不断锐减。原因主要来自3个方面。

(1)中日、中韩渔业协定生效，浙江省渔船已不能自由进入，失去10万多km2的渔场，受限制渔场达26万km2。

(2)港口和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占用了大量海域。目前浙北渔场“管线密布、航线纵横”。

据估计，仅从东海区尤其是浙北渔场的捕捞海区通过的国内与国际海底通信光缆就有9条，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电缆、油气管从海底经过。按规定，每条光缆的左右两侧各2nmile内不允许船只抛锚和进行渔业生产，这使原有的渔场作业空间进一步减少。

(3)近年大量的围海造地工程，侵占了渔民传统的生产渔场。目前，浙江外海渔场的近40%按规定已不能作业，使得大量渔民不得不在受到压缩的剩余海域作业，海洋捕捞强度大大超过渔业资源的再生繁殖能力，使原来已相当脆弱的资源基础，承受更沉重的压力。

近几十年来，浙江近海渔业资源一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据有关统计及估算，近年在东海区的海洋捕获量多于700万t，大大超过可捕系数0.5的范围，致使捕捞强度的增加超过资源的补充速度。

捕捞压力超越资源的承受能力(主要指底层资源)，出现渔场中不断有资源被捕捞过度或导致某些资源波动剧烈，有的传统资源被破坏后已经衰退。

根据资料统计，2008年浙江省海洋捕捞总产量约为301万t，比2007年的321万t少了约20万t。

在浙江省2008年的海洋捕捞渔获种类中，虾蟹类和带鱼继续位居分品种渔获产量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产量分别为74.30万t和50.44万t，约占总渔获量的24.68%和16.76%。

其次为鲐鲹类、头足类和鲳鱼，年产量分别为29.5万t、13.4万t和12.8万t，占总渔获量比例分别为9.80%、4.50%和4.30%。

与2007年的情况相比较，产量增幅较大的种类其中鲐鱼为55.5%，鳀鱼为28.8%，带鱼为10.1%，而小黄鱼和鲳鱼产量略有所下降，降幅分别5.4%和2.8%。

其余头足类也有所下降，浙江省虾类同比减少2.2%，其中鹰爪虾同比减少9.6%。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目前东海区底层及近底层资源尤其是传统资源利用过度而且衰退，而中上层鱼类、部分外海虾类、头足类(主要指鱿鱼和枪乌贼)及小型鱼虾资源还有较大的开发潜力。

近年来，随着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进程化加快，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因工业、城镇建设的需要，浅海、滩涂、鱼塘被征用现象日趋严重；周边海水环境污染加剧，影响了浙江省海水养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滩涂养殖影响严重。

2007年浙江省海水养殖面积10.57万hm2，比2006年减少了3.05%，养殖产量87.1万t，比2006年减少1.67%，其中滩涂养殖面积减少14.4%，产量减少6.3%。

而2008年浙江省海水养殖面积9.6万hm2，比2007年减少了9.1%，养殖产量84万t，比2007年减少3.5%，其中海上养殖面积减少11.7%，产量减少4.1%。

虽然养殖总体产量有所下降，但是主导品种发展稳定，而且养殖产值稳步上升。

凡纳滨对虾、龟鳖、海水蟹和淡水珍珠等四大主要品种产业规模、效益和集聚度大幅度提升，产量约占养殖总产量的18%，产值则占到42%以上。

自20世纪80年代开发外海场以来，浙江机帆船向大型化发展，船体从原来单一的木质结构改为钢木结构，船上增加助渔、导航及冷冻冷藏等设施。

到2007年底，浙江省海洋捕捞生产机动渔船总功率达365万kW，是20年前的4倍多，约占全国海洋捕捞生产机动渔船功率数的1/3，而单位功率渔获产量还不到20年前的一半。

到2008年底，浙江共有渔业船舶50200艘，其中生产渔船近47000艘。海洋捕捞生产机动渔船总功率达363万kW，基本保持稳定。

由此可见，多年以来浙江省海洋捕捞的持续发展是依靠增船、增马力等量的扩张方式，以掠夺性生产来实现的，这与要求实现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劳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我国近海绝大部分的渔业资源都已处于捕捞过度状态，导致渔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扬，故渔民收入这些年虽处于增长状态，但其增长速度已明显呈递减状态。

据舟山统计部门数据显示，自1999年以来，渔民人均收入从4091元增到2009年的11656元，11年间仅增加7565元，年平均增长18%；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6830元增到24759元，10年内增加17929元，年平均增长26%。

根据调查表明:浙江省海洋捕捞业已发展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大部分海洋鱼类种群已被充分利用，有的甚至已枯竭。

近海鱼类种群的相对比例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直接反映在渔获物的构成上。

例如，上岸鱼类已经历了从大规格高价值种类向小规格低价值种类，从底栖和肉食性的上层种类向浮游生物食性的上层种类，以及从成熟个体向不成熟个体的转变过程。

除了带鱼以外，像乌贼、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等历史上的主捕对象在商业上早已不那么重要了，而某些新开发的种类，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发的马面鲀，一旦进入商业捕捞阶段，其群体很快就表现出衰退的迹象。

浙江省目前的近海捕捞能力已远远超过了可持续渔业所能够承受的水平，但其增长趋势却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政府虽然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但收效甚微。渔业法规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渔政执法能力的先天不足和组织结构的松散低效，导致非法捕捞和违规作业屡禁不止。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渔业产品消费已不满足于单纯的营养需要，更加注重食物安全卫生和消费形式的心理性体验。

而浙江省目前水产品质量的安全监督还存在很多缺陷，主要表现在:

(1)水产行业管理比较薄弱，必要的法规、标准及管理办法还不健全，不能及时对养殖、捕捞、加工和营销等环节的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的、全程的质量监督和控制，还不能适应渔业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市场规范的要求。

(2)渔业质量管理政出多门，而且各自管理的重点又各不相同，加上出口、内销产品的质量又不能按一个标准来要求，质量监管不能涵盖渔业产品的整个过程，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据浙江省有关部门介绍，来自长江流域的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被冲入东海后，在浙江海域汇聚，使海洋污染加剧。

目前浙江近海海域四类和劣四类海水达81%，重点河口、港湾海水均超四类。

海洋灾害增多，赤潮连续3年超过全国总量的50%以上，舟山海域等成为赤潮高发区，有毒有害赤潮和多藻种赤潮并发的趋势明显上升，海洋生物多样性日益减少。

由于沿岸渔场是东海一些传统资源最主要的产卵场，也是一些名贵鱼类的主要分布区，渔场环境的恶化，已给渔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近些年来，浙江省的渔业经营模式都是以“量”的扩张为主，过分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提高产量，由此暴露出来的资源扩张的痕迹和急于求成的粗放也显而易见。

主要表现在:

(1)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在渔业经济总产值中，大部分的产值是由科技含量较低的第一产业创造出来的，水产品深加工和产业水平化较低。

(2)养殖品种比较单一，养殖方式落后，名特优养殖品种所占比例低，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3)渔业(水产)企业规模小，且通常都是分散管理，各自为政，致使渔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和合力。

由此可知，依靠开发初级资源和低廉劳动力的现有模式，不仅不利于提高渔业企业经营利润和附加值，而且很难再维持渔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调整渔业经济的发展思路，转变增长方式，增大科技含量已经时不我待。

通过对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的调查分析，笔者认为制约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未能得到根本性扭转的原因在于渔业资源的共享性。

所谓共享是指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合法地消费该资源。

由于对渔业资源的有限性认识不足以及渔业资源的共享性，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捕捞强度居高不下，渔业资源的利用仍处于“无序、无度、无偿”状态，对渔业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而渔民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自由利用公共海洋资源，绝大多数的渔民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没有养护渔业资源的意识。最终必然导致渔业资源被过度利用或低效率使用。

因此，如果不能真正地避免渔业资源利用的自由准入状态，从根本上消除渔民的竞争性捕捞心理和行为，那么资源的过度开发问题将一直存在。

其次，渔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也限制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浙江省海洋科技人员的数量和整体素质不能适应海洋事业的发展。

在浙江省70多万的渔业劳动力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1/4，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约占2/4，青壮年中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数更少，能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

因此，一些地区在渔业劳动力质量上很难适应渔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海洋科技人才流失比较严重，人才断层明显，渔业从业者队伍文化技术结构不合理，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这些因素都成为转变浙江省渔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障碍。

随着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渔业从业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提高我国渔业产业劳动者中科技人才的比例和整体素质，对于振兴海洋渔业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浙江近海的捕捞强度已大大超过渔业资源的再生繁殖能力，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传统的海洋生态平衡和平静的渔村生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控制海洋捕捞强度，压缩捕捞作业规模，减少近海捕捞量。

引导部分从事近海捕捞生产的渔民转产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品销售、水产品加工或远洋渔业。

加大外引内联力度，建造金枪鱼、鱿鱼钓船，组建现代化的远洋渔业船队，积极开发利用公海渔业资源。同时，还要拓展思路，积极向国外输出养殖技术、水产品加工技术和渔船修造技术，谋求全方位对外渔业合作，开展“渔、工、贸、运”综合经营，努力提高远洋渔业整体效益。

近年来，浙江省的水产养殖面积和产量虽然有所扩大，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水产养殖结构的转型升级，应着重从解决上述问题入手，不要片面强调开发宜渔水面资源，过分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来提高产量，而应更加注重挖掘内涵潜力。

应严格按照产业化、标准化、无公害养殖的要求，加快优势养殖品种产业带建设，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水平。

探索和建立“龙头+基地+渔(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机制，为养殖产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创造条件。

要想提高海洋渔业产业化，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主导，效益为中心，资源开发为基础，水产龙头加工企业为龙头，实现渔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配置及合理组合，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实现渔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要想提高产业化水平，水产品加工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合作和竞争。

要加强科技攻关和技术改造，不断引进、吸纳国内外先进设备、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高起点建设和改造一批瞄准国际市场需求的精深加工项目，培植和引导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水产品加工出口龙头企业。

要实施品牌精品战略，提高产品质量标准，抓好质量安全管理，开发推广使用水产品加工技术，努力提高大宗产品的附加值。

随着渔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关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则相对滞后。

因此，在调整渔业产业结构中，应大力促进适应渔农业生产需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包括渔农业技术培训、推广及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农副产品市场良好发育，不断提高渔农民素质。

还应积极鼓励、引导发展休闲渔业。

浙江省要从实际出发，发挥人文、自然资源优势，努力建立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休闲渔业基地。

建立健全渔业法律法规体系，提高渔业管理水平是实施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当前国际渔业管理和法律制度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与周边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入渔国家的渔业关系也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多边的渔业管理制度已经成为世界渔业生产和管理的普遍标准。

整个海洋渔业已从专属经济区扩大到整个捕鱼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使海洋渔业进入了全面管理时代。我们必须加快完善渔业立法步伐，建立一个既与国际渔业法规和双边渔业协定相衔接，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渔业法律保障体系。

加强渔业管理制度建设，建立统一、高效、垂直领导的渔业执法队伍。同时，在增养殖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渔业法规和管理制度，实行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浙江省政府可通过制定财政支持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税收政策，运用财政和税收等经济杠杆推动渔业事业的发展。

包括加大金融支持和财政政策，搞好渔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渔业生产条件，支持渔业科技研究，推广与应用，促进渔业科技的进步，支持渔业结构调整，支持渔民转产转业，保障渔民的基本生活，完善渔民的社会保险体制，维护社会的稳定等。

总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浙江省应根据渔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适时进行现代渔业结构转型升级战略的必要性凸显。

这对于实现浙江省渔业经济的跨越发展及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