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自从2018年非洲猪瘟在中国爆发以来，延续了几千年的养猪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大量散户加速退场，整个万亿级市场面临洗牌。散户退出后的产能，迅速由规模化集团企业填补。而对大企业来说，有资金和缺资金将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分水岭。

非洲猪瘟进入下半场，喜忧参半。

全国的产能开始逐渐恢复。10月，全国各地能繁母猪的存栏量首次止降回升。每一只能繁母猪，都代表着更多的小猪和育肥后的肥猪。产能逆势上涨，给“保供”迫切的各地都打了一剂强心针。

11月30日，全国畜牧业工作会议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召开。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强调，务必确保恢复生猪生产各项措施见效，生猪稳产保供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要充分认识抓好生猪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深刻吸取生猪生产下滑的教训，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生猪生产，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坚决完成恢复生产目标任务。

与此前相比，这次有了一个更具体的数字。以前的几次发布会上，杨振海一直称，“明年有望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非洲猪瘟恐慌仍没有消散。疫苗仍在研发阶段，最快的还处于临床前研究，从临床到应用，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非瘟劝退各地“散户”

自2018年10 月 29 日起，农业农村部开始从上到下力推“两场”保护，也就是规模化猪场和种猪场。所谓“保护”，其实是清退“两场”周边3公里以内的中小散户，目的是在大场周边构建生物安全屏障，抵御猪瘟疫情。

那些被劝退的散户虽然有些排斥，但更多是正好借势退场，避免更多损失。

每晚蹬三轮去周边饭店取跟饭店预约好的泔水已经成了许多散户的日常工作，散户习惯用泔水喂猪，或者饲料掺杂泔水。

用泔水喂猪，有两方面好处，其一成本低，有些地方不要钱免费拉走，甚至有些地方还会给你钱；其二，泔水猪的肉比饲料猪的肉更有嚼劲，有弹性。

但是自2018年8月非洲猪瘟爆发以来，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养猪方式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由于泔水内经常会出现各类猪肉制品及生鲜猪肉残渣，而这些残渣就是引起非洲猪瘟疫情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发生的前21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大约62％的疫情与饲喂泔水有关。

非洲猪瘟爆发以来，国家三令五申要禁“泔水猪”。而用泔水饲喂猪的大部分是中小散户。所以不少散户因为接受不了随之而来的成本提高而选择退场。

虽然国家没有明确对中小散户发出禁养令，但从非瘟下为数不多的生猪吊调运政策——“点对点”调运来看，至少不是持支持态度。

比如，山东与浙江的“点对点”；河南与上海达成协议，每天供肉1000吨。但该政策只针对大猪场，要求猪场的存栏至少在3000头以上。中小散户的猪依然卖不出，损失惨重。

“猪肉价格上涨”成了2019年的民生热门话题之一

资金就是翻盘机会，另有政府“供保”护航

非洲猪瘟到来之前，中国生猪产业正从以散户为主到规模化为主的过渡阶段，规模养殖比不断提升。官方数据显示，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户从2007年的31.7％上升到2018年的49.1％。

但从增长曲线上看，生猪产业的规模化进程一直比较平缓，近十年来保持同样的速率，几乎没有波动，直到2018年8月。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爱思农银合首席专家王楚端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10年里，每年平均有500万中小散户退出，非洲猪瘟使他们退出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的集中度明显提升。未来，中国集团化、规模化养猪的步伐会越来越快。

10月份，全国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生猪存栏环比增长0.5％，按1.3万家的这类规模场总数来算，和9月比，10月一共新增了65家5000头以上的规模场，至少增加了32.5万头猪。

散户退出后空出来的产能，迅速由规模化大场填补上来。

与此同时，头部效应和两极分化开始凸显。截至今年9月底，温氏集团等10家中国养猪巨头的生猪产能合计接近400万头。也就是说，在全国所有可以诞下后代的能繁母猪中，头部企业就占了五分之一。预计到2019年底，占比将达到四分之一。

而且，头部企业在市场上抢滩占地的速度也越来越快。2018年位列前10的养猪头部企业共出栏5900万头猪，占全国的8.6％。而仅在2019年前9个月，前10名企业的占比就升至10. 8％，超过了2018年全年。

搜猪网首席分析师冯永辉认为，这次非洲猪瘟疫情会导致养猪行业划分为两大阵营，有资金的和缺资金的。只要有充足的资金，就能在非洲猪瘟的冲击下吃下竞争对手的份额；没有资金实力的，在非洲猪瘟冲击下几乎没有机会翻盘。

但大的背景，仍是国家对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在战略层面的总体推动。

近期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到2022年，养殖规模化率要达到58％。也就是，从今年算起，平均每年要增加2.22个百分点。而2007年至2018年的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提高的规模化水平为1.93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很大的跃进。

生猪复产“保供”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一些新的政策界定。

产能结构的重新调整

2018年下半年，农业农村部连发6份文件以规范生猪调运。文件称，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不符合动物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情传播风险。同时，有不法分子在利益驱使下，从高风险省份违法违规调出生猪，部分地区因此引发非洲猪瘟疫情。

防止非洲猪瘟疫情的扩散，所有的方法我们可以按三方面去分类，即源头处尽可能减少产生、尽可能切断传播途径、还有就是场区的消毒防疫工作。

为了尽可能切断传播途径，大范围的跨省禁运政策便自此开始。

跨省禁运政策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猪价上。冯永辉指出，北方产区的生猪无法运出，造成区域性的供大于求。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猪价较低，山西省甚至出现过每公斤8元多；而南方主销区因供应减少、制作腊肉等需求增多，供不应求导致猪价上升。南北猪价差异接近最大化，最夸张时几乎达到每公斤相差十多元。

全国的产能结构将会面临重新调整是冯永辉他在2018年底的推测。进入2019年，随着国家层面“分区防控”战略的明晰，事实便很快证实他预判的正确性。

2019年2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全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一定区域化防控方案（征求意见稿）》，将全国分为北部、西北、东部、中南和西南五大防疫区。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对此解释称，中国地域广阔，区域间差异较大，实施分区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可以有效防控动物疫病。这一点已被过去多年的防控实践反复证明，也是成熟的国际经验和通行的做法。

2018年8月22日，浙江金华金东区畜牧兽医局的工作人员，对区内养殖场场地、栏舍进行全面消毒，严防非洲猪瘟

除了防疫以外，分区防控带来的一个更重大改变是：原有的“南猪北养”格局被彻底打破。

2016年4月，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依据各地的环境承载力，将全国划为四个不同的养猪区域。湖南、浙江、福建、安徽等传统的南方生猪大省被划入约束发展区，东北则被定位为潜力增长区。

在此政策下，“南猪北养”格局开始形成。

在南方，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的“环保退养”进一步加剧。截至2017年底，全国划定的禁养区共4.9万个，面积6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川和山东两省面积的总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共21.3 万个。

大规模“环保退养”对生猪养殖的影响很大。从2015年开始，生猪出栏锐减，在2015年至2017的两年里，累计清退的生猪产能达到6000万头，平均年均减少产能3000万头。

与之相对，国家对东北的期待很高。要求东北等潜力增长区的生猪产量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2016年至2020年期间共增长5～10个百分点。

2017年8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东北粮食主产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实现肉类占全国总产量15％以上目标；到2025年东北畜牧业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肉蛋奶供给保障基地。

可以看出，国家正在通过优化区域布局，积极引导生猪产能向东北等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

不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峰撰文指出，东北区域优势确有依据，然而政策对东北大规模扩大生猪养殖的客观不利因素估计不足。如每头猪的用水量在4吨~9吨，东北一些地区水资源不足制约了生猪养殖发展。又如严寒气候条件，生猪生长要求较高环境温度，即使是保温能力较好的育肥猪也需15℃以上环境温度，东北养猪的生产设施和设备必须达到较高保温要求，因而成本较高。再如东北一些地区也存在养殖场招工困难的问题。

大型养殖企业在东北的艰难，从某个侧面印证了卢峰教授的观点。

胡春华强调，要从长期防控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要求出发，国家需要科学地规划生猪养殖布局。南北方、各个省份都要保持有一定规模的养殖量，区域内要基本做到供需平衡。特别是南方及大中城市周边地区，要鼓励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养殖企业，否则最终不光伤心的是养户、市场也会给予反馈。各省应确保一定的自给力，不能盲目的禁养限养，更不能一关了之、一弃了之。

这样的话，生猪的生产布局要做一定的调整。胡春华表示，这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是长期措施。

这也意味着，“南猪北养”格局彻底被打破，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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