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根种植(病苦无尽期​（一）医疗卫生)

“病苦从来无尽期，夭伤累累有谁悲？”

在歧黄故里、中医之乡，民间历来崇尚行医，视之为“济世行善”和“自生自立”之道。据旧志记载：“医祖岐伯，即此地人，洞察天地阴阳、四时气运之理，黄帝师事之，与论医，著《素问》、《内经》行于世。”

就在这样一个古人医术世代传、名医辈出的“医祖故里”，虽有“精于脉理者、长于用针者、勇于下药者、善于察神者”，亦不乏“不独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的名医。他们对病人负责任，风雨不避，昼夜不辞。有求医者，总随之即应。但由于医生人数寥寥，加上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居住村落分散于高原川洼、贫穷封闭的地方，却历来就存在就医难的问题。

旧时，只有民间医生孤苦行医，缺医少药普遍存在。农村地区天花、麻疹、疟疾以及地方病周期性肆虐，政府无力，百姓无依。新生儿死亡率高，百日咳、脑膜炎等严重威胁婴儿健康成长。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只见娘怀胎，不见儿成人”的凄惨情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生命力强大的都顽强的活了下来，而一些孩子就早早地病亡了。

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西医开始传入本地，宁县城开办了零星几家西医诊所。但是由于西药短缺，售价昂贵，且技术低下，设备简陋，疗效不佳，故就医者寥寥无几。诊所经营维持不住，一些很快就关了门。民国三十三年，县政府筹建了县医院，院长、医生、助产护士共十人余，医护人员不足，技术设备简陋，且收费昂贵，就医者多为公职人员和富有人家，贫苦百姓仍难以问津。

全县仅靠散落在各乡镇四十余家私人中医诊所救治，所用医药均为当地采集的中草药，少数私医用土法将中药炮制成药丸使用。极少量西药由私人药房从外地购买来，价格昂贵，一支盘尼西林针价格高达五块银元。民间遍传“害不起病，吃不起药”，就医难、医药贵的现实可见一斑。

乡间也有一些懂得正骨、推拿、针灸的人，会一些拔火罐和刮痧的技法，也起一些治疗的作用，一些理疗方法在我小时候依然有人在沿用。记得有摸捏治疗骨节脱臼、割手心治疗小儿惊风、针刺穴位治疗头疼牙疼、针刺指尖和喝姜汤发汗治疗风寒感冒、喝炒盐水治疗胃寒、喝菊根汤清热、用吸罐排除淤血脓肿、艾叶熏灸治疗腹痛等等。一般轻微病痛均可以自理自愈，且世代相传，历久不衰，有的时至今日依然在使用。

在旧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疾病频发，疫病流行。不仅自理不能凑效，即使名家高手，亦人力有限，难以应急。有的人遂被迷信思想所愚弄，求巫医，请马角神婆，贻误病情，屡受其害。这就不难理解为啥解放前，那么多人会病死，那么多亲人因病撇下自己年幼的儿女早早离开了人间。

解放后，医疗卫生状况大大改善，各县镇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医院，各村也有了赤脚医生，才算真正把百姓从有病无处医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1968年贯彻毛主席“六·二六”指示，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各大队普遍办起了有两三名赤脚医生的合作医疗站。承担起了传染病、多发病和常见病的防治工作，极大地方便了群众求医。

各级卫生医疗部门和卫生技术人员，广泛收集、整理、研究传统土方，科学验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帮助群众增强了辨别能力和自理自疗的科学性，小病自理的效果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政府鼓励民众采集和种植中草药，并组织调供当地所缺中西药品，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药品紧缺和昂贵用不起的状况。那些自小身体弱、抵抗力差的孩子，是离不开赤脚医生的。我记得自己从出生到上大学好像从没进过医院，一些小病都是在村子的赤脚医生和镇上的诊所治好的。

那时候各个村庄里都有一名赤脚医生，一般都是中西医贯通。诊所也不过是一间简陋的村屋，里面安置着三两排木质药架子，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大夫气定神闲地号完脉，让张开嘴看看舌头和咽喉，掰开眼睛看看眼底，检查器材就是水银温度计，最多再有一个听诊器。最后大夫有条不紊地从药架子上取下外面沾满垢痂的大药瓶子，用镊子取出一些药片，用麻纸包好递给你，算是诊疗完毕。

回家吃了噎嗓子的大药片子后，并总能神奇地治好。不像如今，药都需要一大把地吃，而药效却大打折扣。似乎现在的药，苦味儿没那时浓了，或许是药效和副作用都减弱了。

那时一个村子就一名赤脚医生，而医生也一般只有三两个玻璃注射器和寥寥无几的几个针头。全村男女老少， 生病了都得用那几个针头注射。一碗滚烫的开水，冲冲涮涮算是消毒了。幸运的是也没听说由此传染上什么病，大家一直以来都很健康。

—文章摘自本文作者《梦回塬上》一书，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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