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mis种植体(考古2022︱旧石器考古：古化石，新发现，探起源；辨技术，论行为，释文化)

【编者按】又是一年“考古时”。即日起，“考古2022”系列稿件将陆续见刊，这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连续第四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邀请8位学者撰写总结性稿件，对过去一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做全时段、全方位梳理，以飨读者。

新发现

东北是我国近年来旧石器发现最持续、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应对相对寒冷环境行为模式的认知。

桃源遗址位于吉林延边地区，遗存以黑曜岩石制品为主，尺寸普遍偏小，形态以宽薄型和窄薄型为主，主要表现出细石叶工业的特征，石器包括端刮器、雕刻器和尖状器等。

桃源遗址部分采集石制品

长春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片工业遗存，与周家油坊和榆树大桥屯遗址相比非常相似，而与吉林东部地区遗址相比差异明显。农安后金家沟北山地点发现石片石器技术与石叶技术因素并存的遗址，工具类型主要是刮削器。辽宁省朝阳市开展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发现多处遗址点，工具数量较多、类型较丰富，包含刮削器、凹缺器、尖刃器、钻器和砍砸器，片状毛坯占绝对优势，属小型石片石器工业类型。黑龙江省饶河县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原料产地制造场，遗址石制品密度极大，原料单一，器形较大，加工程度低，存在显著的两面打击技术。遗址发现的石制品包括用于剥取石叶预制两面对称较高的桃形石核，两面器特征的预制楔形细石核的毛坯，以及制作两面尖状器的毛坯。牡丹江东宁太平沟东山地点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叶技术遗存，石器以刮削器和砍砸器为主。黑龙江省海浪河流域地理位置重要，近年开展专项调查，密东遗址是新发现的一处遗存丰富的旧石器遗址。两面器技术最为显著，这同时也是海浪河流域石器工业的显著技术元素，既可以用两面体石核生产大石片，也可以将两面体石核进一步加工为两面器，还可以将大石片进一步加工为两面器。遗址也发现石叶和细石叶技术。密东遗址两面器技术较华北地区更为发达，后者两面器的尺寸与比例均显著降低。遗址的年代可能处于末次冰盛期结束之后的温暖湿润冰消期，新发现对于理解更新世末期东北亚地区与华北、北美等地区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查哈阳农场近年开展系统工作，发现简单剥片技术体系，和系统剥片技术体系，以剥离石叶（长石片）为最终目的，存在剥片前对核体“几何组织结构”的修型、预制现象，以及台面的预制修理。为嫩江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工业面貌的揭示和技术变化的探讨提供新的材料与线索。

作为广义泥河湾盆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蔚县盆地也曾是更新世期间古人类生存活动的重要地区。新一轮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发现并确认18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泥河湾河湖相地层和黄土堆积是遗物埋藏的主要地貌部位。技术类型总体上包含了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和细石叶技术两套组合。初步推测新地点的时代分别为中更新世和晚更新世，其中含细石叶技术制品地点的年代应为晚更新世晚期。怀来盆地同样被认为属于大泥河湾的范畴，珠窝堡遗址的石器技术总体上属于中国北方常见的石片石器技术体系。遗址距今约50万年，这是怀来盆地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存，为探讨永定河上游中更新世期间古人类的技术发展以及行为适应模式提供新的材料和证据。

泥河湾盆地

乌兰木伦遗址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一处旧石器中期遗址，经过多次发掘。最新披露的材料中，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石器毛坯以石片为主，类型主要有凹缺器、刮削器、锯齿刃器、石锥、尖状器、石刀等。河南许昌遗址2017年发掘的石制品原料以脉石英为主，石器类型组合丰富，有刮削器、尖状器、锯齿刃器等，毛坯以石片为主，加工精致，少量标本加工精致，应为压制技术修理而成。年代范围为距今约12-9万年。推测遗址性质为古人在泉水形成的小型湖泊周围获取猎物、制作石器和骨器进而分割肉食和加工兽皮的工作场所。石器工业整体上仍属于中国北方石片石器技术体系。进步特征体现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内涵复杂性和区域多样性。黄河中游晋陕峡谷陕西一侧新发现多处旧石器地点，年代集中于10-5万年。石制品以中小型为主，石器有中小型的刮削器、凹缺器和大型的砍砸器，均属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产品。甘肃陇东楼房子遗址下文化层发现MIS5阶段的丰富遗存，石器组合中，以各种形态的刮削器为主，齿状器次之，一定数量的尖状器、凹缺刮器、锯齿刃器，还有少量砍砸器、石锤、鸟喙状器及石球。技术上属北方小石器传统。上述发现集中于距今10-5万年左右，为探讨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演化特征和生存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宁夏海原县南华山地区也新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末期地点多处，分别以石叶-细石叶工业和小石片石器工业为代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探讨中国北方旧石器末期的环境、文化与人群交流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秦岭地区是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秦岭南麓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洋县范坝遗址发现的石器组合中，既存在尺寸较小的轻型刮削器，也有砍砸器、石球和重型刮削器等大型器物。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汉江第二级阶地上覆的堆积物形成时间为距今22-2.5万年之间，旧石器遗存的埋藏年代约为距今18-2.5万年的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阶段。

汉水流域学堂梁子遗址取得了今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因之前发现完整的“郧县人”1号和2号头骨化石而闻名。遗址主体位于汉水第四级阶地，保存了100多万年的地层堆积，发现古人类、古动物和石制品等遗存。2022年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遗址在工作之初就制定了科学系统的工作计划，尤其是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建立了工作标杆。研究团队对遗址年代学、古环境和人类学、旧石器文化等信息的全面解译，将发掘现场作为研究现场，及时开展“郧县人”3号头骨的CT扫描、修理与研究，同步开展古蛋白和可能的DNA提取等。

郧县人3号头骨发掘现场

郧县人3号头骨出土照

丹江口库区持续有新的发现。河南省淅川县马岭2号地点B区发现中更新世晚期石制品，发现两面器、石核砍砸器、石核刮削器等，以河流砾石为原料，研究者认为存在相对稳定的两面器生产体系，石器组合上似阿舍利技术面貌。淅川梁家岗2号地点和东岗地点埋藏部位和年代类似，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和手斧等。库区淅川县也新发现三处遗址，既有南方砾石工业遗存，也有地点与北方石片石器技术面貌相似。河南省南召县汉水中游二级阶地余坪地点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的石片石器技术传统的遗存对于探讨南北方过渡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秦岭东部南洛河流域河南卢氏盆地在南洛河不同阶地之上的黄土堆积地层中新发现旧石器地点27处。石制品整体属于简单的石核-石片工业。石器组合中既有手镐、砍砸器等重型类型，也有以石片为毛坯的中小型刮削器等。多数地点年代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为进一步探寻南洛河流域最早的古人类活动提供了关键性的考古学证据。

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年取得包括东至华龙洞人类化石在内的重要发现。安徽巢湖地区新发现一批旧石器地点，获取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砾石为主，石核开发利用程度较高，存在一定数量长度大于10厘米的大石片，工具多为以石片为毛坯，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同时存在少量大型切割工具，距今约12.5万年。水阳江流域的宁国安友庄遗址石制品主要出自网纹红土和均质红土中，推测年代中更新世中、晚期，也存在10厘米大石片和对应的石核，以及以手斧、大型石刀等为代表的大型切割石器，特别是比较典型的两面加工手斧在水阳江流域尚不多见。上述发现为进一步讨论早期人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扩散与技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新研究

现代人起源和演化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来，新材料和新研究不断扩充我们对现代人相关研究的认识。比如现代人起源的模式，在世界各区域出现时间，迁徙的模式和路径，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认知。

安徽东至华龙洞因发现距今约30万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大量动物化石及石制品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化石特征位于直立人和现代人之间，在演化上属于古老型智人，被命名为“东至人”，对于探讨东亚古人类的演化、分布与变异具有重要的价值。遗址出土石制品和骨骼表面痕迹证据表明，华龙洞古人类具备依据不同原料的特点采取砸击法与锤击法并用的技术策略；石片边缘的使用痕迹和动物骨骼表面痕迹显示，古人类在遗址可能进行过肢解动物的行为。这些发现对了解长江下游中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华龙洞古人类遗址

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挖掘发现出土直立人头骨化石以及部分人类头骨残片和牙齿，并采集了6000余种动物化石

邢松梳理了关于现代人出现和演化路径的主要化石证据和研究成果，目前发现表明非洲准现代人的出现时间最早可到距今约30万年，并且有连续演化的化石证据；欧亚大陆不同区域的现代人演化链条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呈现有断点的“网状”演化模式。距今约20-10万年前，现代人群在西亚和东亚出现；从距今6万年前开始，现代人在西亚、东亚、东南亚、北亚以及欧洲广泛分布。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显示，使用旧石器中期石器技术的早期现代人在晚更新世早期已经开始沿南方路线扩散，南方扩散路线上的早期现代人出现诸如使用赭石颜料、制作串珠和骨质工具、创作岩画艺术等行为。中国南方地区紧邻东南亚和印度半岛，很有可能是这条南方扩散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也有学者梳理现代人的概念缘来，分子古生物学研究显示，尼人、丹人和智人在遗传学水平上属于不同的人种。新近的以标本-种群为单元的系统分析的结果显示，智人属于单系类群，哈尔滨人、大荔人等组成其姊妹群。尼人与智人的分异早于1百万年，模型显示在人属物种或种群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存在多次多方向的扩散事件。

赭石利用行为被视为人类行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其使用行为广泛分布与现代人的广泛扩散相关，河北下马碑遗址发现了相关材料，并伴有进步的细小石器镶嵌使用的证据，成为认识东亚现代人行为的关键性考古证据。

阿舍利技术与早期人类演化与扩散密切相关，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手斧等大型工具的技术与形态特征。研究人员通过梳理和评述肯尼亚、以色列、和英国等典型遗址的阿舍利遗存研究，认为可以促进我们对手斧人群社会行为的深入理解和认识，不同地区的阿舍利技术在各地人类生存模式中起到不同的作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阿舍利遗存单一功能作用远大于携带移动作用。

云贵高原的石制品显示出古人类多样化适应方式。马鞍山遗址的再研究精确了遗存年代，上文化层距今约3.6-1.5万年；下文化层距今约5.3万年。遗址上下文化层在主体原料、石制品大小、石核剥片技术和石器修理技术上存在一定差异，下文化层以硅质灰岩砾石为主要原料，石制品以小型和中型为主，石器主要以石片为毛坯。上文化层则以燧石结核、岩块为主要原料，石制品以微型和小型为主，石器毛坯以断块为主，可能存在压制修理技术。

华北地区早起细石叶遗存伴出的工具类型

细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曲彤丽等从类型学角度开展华北南部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核的类型、组合与分期研究，对于理解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细石叶工业体系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来看，本文前述的华北南部细石核的分期方案也基本适用于华北北部。三段的分期和特征总结，促进细石器工业的研究。赵潮则从细石叶起源的角度，通过细石核形制、细石叶产品尺寸以及与细石叶遗存相伴出的工具，探讨细石叶与石叶遗存的共存关系华北早期细石叶技术分为三期，分别对应技术的雏形发展、标准化发展和进一步微小化发展期。这一从初始到成熟的完整发展脉络表明，华北地区是细石叶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反映出华北先民能够不断调整技术形态以适应新的需求。雏形阶段的细石叶与石叶遗存共存，技术关联密切。石器技术操作链分析表明，华北细石叶技术并非由本土的石片石器技术自发演变而来，而是立足于北部传入的石叶技术，通过本土化的革新改造而成。

复合工具与细石叶高度关联。骨柄石刃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具有“复合”“高效”“专业化”的特点，其制作代表的是把不同材料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和一套复杂的技术流程。复合工具技术自旧石器时代中期在旧大陆西侧开始出现，旧石器时代晚期这种技术理念在更广泛的地区传播和应用。骨柄石刃器是骨角器技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出现，其出现和发展与石叶、细石叶技术在欧亚大陆的广泛传播与大量使用的过程相呼应。骨柄石刃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技术复杂化的重要表现，反映了高效、强化的生计策略，为我们认识复合技术从旧大陆西部向东部的传播以及不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生计模式的研究是复原古人类演化历程的重要部分。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人群的流动性具体特征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赵潮以石制品技术组织理论为视角，通过石制品分析，探讨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流动性策略。东北北部地区的狩猎采集人群在旧-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时期，技术、生计、居住方式、社会组织等发生了重要转变，最终在全新世初期进入有一定社会复杂性、以定居和渔猎采集经济为特色的新石器时代。研究者认为这与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气候环境变化相关。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黑曜岩石制品分布状况，印证了原料产地距离衰减效应。以长白山为核心，由于距离源头产地较远，韩国黑曜岩石制品的数量以及类型丰度均低于中国东北地区。而又由于原料的长距离损耗以及对于原料更加经济的开发利用，导致韩国典型遗址中黑曜岩细石核与完整石片的体积更小。

新方法

研究方法的思考是推动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持续发展的动力。石制品类型学分析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旧石器考古类型学发端于法国，应对不同地区的材料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持续在补充和完善。中国的石制品分类方法同样经过了适应本土材料不断调整的过程。既融合了西方学术体系的元素，也发展出自身的区域特色。高星认为“在操作链理念的指导和数字技术的支撑下，以技术解读、特征分析为目标与导向的技术类型学研究，应是解决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分类与类型学研究所遭遇的困难与问题的思路和方向。”面对不同的材料，类型学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究其根本是结合多样化的手段，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石制品做整理、分析和描述的工具。

提取人工制品中的数据进行科学解读，也是复原古代人类历史的有效手段。数据科学在旧石器考古学中的应用具有三个主要因素，分别是数理统计学、计算机应用，以及旧石器考古学的基础数据与核心科学问题以及理论知识，即采用某种或多种逻辑将旧石器考古学领域的数据进行基于计算机平台的数理统计，并借助计算机语言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快速计算，从而帮助我们解释和重建史前人类社会。

构建年代框架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释光测年技术是建立年代框架的重要工具之一，但也存在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其精密度（相对标准误差σ）一般为5%-10%，上限与样品的释光性质及环境剂量率有关，释光可靠年龄最大可达1百万年。不同样品或颗粒间的释光性质差异很大，有不同的测年上限，比如同一样品中钾长石比石英有更高的测年上限，同一矿物中不同的释光信号对应的测年上限也不同。

微痕分析是考古学研究中通过显微观察开展工艺、功能研究的常用方法，研究结果多以描述性为主。近年来随着激光共聚焦显微镜（LSCM）在微痕分析中的应用，微痕定量化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新的实践和进展。这种显微镜除了具有原子力显微镜和激光轮廓仪的表面计量学优势，还拥有扫描电镜的高分辨率、高景深成像功能，其最大优势还在于可以将高分辨率的三维表面数字化，进行定量分析。

实验分析一直是石器技术分析的有效手段，相关工作已经超出简单的器物复制，更多的关注技术的分析。盘状石核被认为是相对高效剥片的产物，华北石片石器遗存中长期出现盘状石核与非定型石核共存。打制实验研究发现，石片的台面类型、背面片疤方向、保留石核台面边缘特征石片翻扰比例这三个指标可以有效区分这两种剥片策略，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国北方石片石器工业传统的剥片策略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石制品蕴含的技术的观察是否准确，决定了石器技术研究的可靠性。石器打制实验盲测是一种有效的检验手段。以水洞沟遗址的石器技术和原料为研究背景，进行打制盲测实验，检测技术阅读（“盲测”）、拼合分析校正、重复交叉技术阅读等方式，揭示影响技术阅读准确性的相关因素，提出提高技术阅读准确性的方法。

湖北郧县人的新发现无疑是本年度旧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新发现引出的工作方法的创新演化值得学界思考，精细化、科学化的工作方式在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领域已倡导多年，但以研究为向导，在考古发掘阶段就开始相应的采样和研究模式，依然值得学界不断思考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