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顶杨梅树的种植技术(黄峪︱西西的双城记)

香港作家西西，原名张彦，1937年10月7日生于上海，2022年12月18日逝于香港。1981年西西于香港《快报》开始连载自传体小说《候鸟》，共三十万字，之后以前十八万字作为上卷，1991年印行出版。2018年，西西在台湾洪范书店出版小说《织巢》，作为《候鸟》的姐妹篇面世。第一部小说叙事者林素素童年随母亲与外婆外公等亲人居住在上海，后南下移居香港，第二部小说以林素素的妹妹林妍妍的视角叙说林家搬到香港居住之后的经历。林父本来在上海从事海关检疫工作，来港后担任消防员。大女儿林素素童年在上海市内和杭州乡郊度过，在香港继续完成高小与中学学业，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师。小女儿林妍妍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嫁给了一位从加拿大回流的港人阿国，婚后听从丈夫意愿移民加拿大。从主题内容而言，这两部小说可以视为西西本人家族迁徙的回忆录。

西西

在《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比尔·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提出，后殖民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位移”（displacement），其中体现了“迁移造成的流离失所（dislocation）”。《候鸟》这部小说所描述的，正是这种“流离失所”的体验，而到了《织巢》中，“候鸟”逐渐成为“织巢鸟”，在此城落户。林家三代购置房产，找到工作，就读学校，生老病死，恋爱成家。借用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的空间理论，西西笔下的香港对于林家而言，已经逐渐从客居“空间”（space）成为了定居“所在”（place）。这种对香港的情感纽带，可以称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

上海是我家？《候鸟》的位移书写

《候鸟》大陆版

《候鸟》以一首童谣《法国梧桐》开篇，询问法国梧桐的家乡，究竟在哪里——“法国梧桐呀/法国梧桐/我想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法国梧桐呀/法国梧桐/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法国梧桐/长满在/中国的土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首童谣中，并未描述关于法国梧桐的细节。引起小女孩素素对“家乡”观念产生疑问的，仅仅是“中国/法国”这组模糊的国家观念。小女孩素素在上学途中发现行道树都长得一模一样，问过父亲之后得知是一种叫做“法国梧桐”的树，于是开始思考：

法国，很遥远的一个国家吧，为什么法国的梧桐，会跑到中国来呢。而且，在这条街上，好像除了法国梧桐树，什么别的树都没有。那么中国自己没有梧桐树吗？学校的课本里有许多树，老师也说过，我们的国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树，松树，杉树，桃树，李树，还有杨柳，还有枇杷树，杨梅树，但我每天看见的只是法国梧桐。

这首西西创作的童谣呈现出强烈的空间感，其中描述的“中国的土地”上长满了法国来的梧桐树，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中开始上海法租界的特有景象。文中描写的梧桐树的确来自法国，根据上海卢湾区志记载，“法国梧桐”这种行道树最初是1887年由当时的法租界公董局从法国引进的。原法租界行道树种植始于1868年，比公共租界晚了三年。法国梧桐已经成为素素在上海童年生活中的最重要回忆之一。

上海是素素父母相识结婚之地，也是素素出生长大的地方，但是素素一直未能对这个城市产生“地方感”。素素无法将上海称为自己的故乡，原因有二：第一，“故乡”这个词语中所蕴藏的“乡村”之意。在素素看来，上海这个大都市未能体现这种还“乡”之感，因而无法被称为自己的故乡，从而对这个城市空间（urban space）缺乏情感依恋。上海法租界的大马路、现代交通工具、尤其是充满异国情调的道旁树法国梧桐，使得素素无法把此地称为自己的故乡：

我希望老师作文课的时候永远也不要出一个叫做“故乡”的题目，因为，我想我是没有故乡的，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长大，没有流水，没有小桥，没有杨柳，没有果园，没有山，没有田，没有牛羊鸡鸭的地方，也可以是一个人的故乡吗？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个故乡啊，那么，作文的时候，我也可以写：门前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条桥，河上又有杨柳树。可是我的故乡呢？难道我就写：门前有一条马路，马路中间有电车和公共汽车，马路旁边有一棵棵的法国梧桐？法国梧桐长得高，有三层房子那么高，比花园的围墙要高许多，秋天的时候，梧桐叶子都从树上落下来？

素素无法将上海称为自己的故乡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语言。素素的母语为粤语，在家也是和父母讲粤语，但这种语言的亲切感，却在家庭以外的学校和小区难以寻觅。上海著名的粤菜馆杏花楼，反而给素素一种故乡之感：

我喜欢上杏花楼去，喜欢的理由，当然是我喜欢吃杏花楼的小包子小饺子，比起水泡饭来，它们真是神仙一般的食物呀。不过，上杏花楼还有一件使我感到兴奋的事：在杏花楼，所有的人都讲广州话。

无论我在学校里，在街上，在小朋友的家里，在王家伯伯和王家妈妈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和我讲广州话，我只有在家里才讲广州话，仿佛广州话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应该要藏在家里。如果我在学校里一不小心讲了一句，就会忽然听到有人喊：馄饨面，馄饨面。

在杏花楼就好了，无论哪一个人都讲广州话，老板讲、拿蒸笼来的那些人讲、连桌子旁边，或者隔邻板壁那一边的人也讲。从来没有人会喊：馄饨面，馄饨面。妈妈说，上了杏花楼，就好像回到了故乡。咦，我的故乡就是杏花楼吗？妈妈说：我们上杏花楼吃的是“点心”，它们的名字叫“烧卖”，叫“虾饺”叫“猪肠粉”……真是奇怪的名字。

素素自述此段经历，生动地描写了客居上海的广东人群体以美食和粤语为基础所构建出来的社群关系。虽然西西《候鸟》中描述的并非跨国境移民的情况，但不同方言群体的跨语际交流实际上已经呈现了后殖民文本的重要特征。在广东人社群身份认同中，粤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候鸟》一书中，素素在回顾自己和母亲、祖父母、妹妹搭乘火车南下的过程中，除了描写南方植被、语言、风土、饮食不同之外，也特别描写到自己在达到南方边境时，惊喜地发现边境海关人员都讲粤语，而自己和家人也因为会讲粤语而迅速完成通关程序。这种南北地理文化语言的差别，在跨越边界的过程中更为鲜明。迁移生活所产生的异化感并非殖民主义文学所独有，语言缺失导致的表达困难从而引起的异化和疏离感，才是位移书写最为重要的特征。

从上海到香港：《织巢》的恋地情结

《织巢》大陆版

《候鸟》姐妹篇《织巢》的主要叙事者从林家大女儿素素变为林家二女儿妍妍。与《候鸟》中的儿童视角娓娓道来相比，《织巢》则展示了更为精巧的结构设计与复杂多变的叙事角度。在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西西正如织巢鸟，将不同材料编入一部家族历史中，正如其本人所述：“我很重视小说的形式，当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渐长的故事；下半卷则转由妍妍自述，她们不是孪生姐妹，不应该相同，当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复过去的写法。我想，分三头。……如今计算机打字，用书本的形式，我可以还原本来的构想，加上接到远亲的来信，分别用四种字体表现，清楚地让当事人自己发声；发声，并不一定要唱对台，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说法，又互相补充。”

与《候鸟》相比，《织巢》更着重刻画不同时代背景下，女性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权。小说开头，妍妍出门寻找姐姐，而姐姐出门的原因在于林家父女之间的代际冲突。素素由于夜会文友，引起父亲不满，要将她逐出家门，而素素则抗拒父母干预自己的生活，宁愿在外面消磨时光，也不想回家面对固执的父亲。后来，素素还是为了避免误会和争端，放弃了文友聚会，在家时间更多。素素的文友中，有一位认为自己和素素已经形成男女朋友关系，还安排自己的母亲和姐妹来素素家劝说她和自己会面。这个尴尬局面，引起了素素的反思，开始思考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

与素素独立谋生的姿态相比，其母则代表了“依赖男性”“柔弱无能”的女性形象，但在关键时刻，也能够独当一面。她中学毕业后试着在百货公司兼职售货，反响不错，但遭到父亲强烈反对，只能辞职回到家里的汽水铺子帮忙。和复旦大学毕业生胡锦明因为英文补习而相识，交往五年，从未提出婚嫁。在母亲的催问下，由于胡先生已有婚约，嫁娶无门，所以无法继续交往。经过姑姐介绍认识姑父同事林乐文，感情迅速升温。林乐文代替她向胡锦明摊牌，最终赢得美人归，半年后结婚。两人结婚后生活和洽快乐，诞下女儿素素，为了逃避战火到丈夫大妹妹夫家浙江兰溪避难，和平后回到上海，生下小女儿妍妍。后来丈夫所工作的上海船厂倒闭，失业一年多后决定南下，在香港巴士公司找到工作。此时，母亲决定举家南下，带着父母女儿赴港定居。当时的母亲，在素素眼中，好像变成了一位和兰溪姑母相似的“先生娘”，干练果决。然而，在香港定居之后，母亲却变得十分娇弱，丈夫突然病逝后，更加无法操持家务，经济依赖大女儿，家务请了帮工阿彩，自己病痛缠身，求医问药未果，直到大女儿将其送到医院，发现住院病友情况全部都比她自己严重得多，打开心结，终于痊愈。纵观她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男性主导之下，胡先生未能许婚，要林乐文出面解决，婚姻中也以丈夫为重，直到丈夫突然病逝，失去人生依托，要由大女儿支撑全家生计。

与母亲相比，素素则代表了自我意识觉醒、经济独立的女性，婚嫁自己选择，衣着朴素低调，极少与同事消遣应酬，在父亲病逝后，成为全家的经济支柱，喜爱旅行，造访沪上旧居，探问亲友。母女两代人虽大不相同，但感情深厚。小说尾声以八十多岁的母亲视角铺叙，写到母亲惊觉女儿素素年岁见长，白发日增，感到不胜唏嘘。但是，家里帮工阿彩告知，她看到有一位手持印有书店名称布袋的男性与素素散步至楼下，这让老母亲似乎对大女儿的人生大事，又有了一些盼望。

在不同代际女性身份意识之外，《织巢》小说的第二个叙事主题，体现为迁移者对所在地的依恋感，也就是段义孚所提出的“恋地情结”。从标题与内容观之，鸟类形象构成了贯穿这两本小说的叙事主题。《织巢》中有这样一首短诗，描写鸟类在不同时空迁移、定居，并且将之与时间流逝相比，富有哲思：

时间过得真快

或者

时间才是

一只飞得很快的

大鸟

即使屋顶上

没有烟囱

时间这大鸟

从每一座楼宇的屋顶

飞过

从南方飞向北方

从北方飞向南方

它们熟悉

安全的路线

不不

时间永远只有一个方向

时间不回流

而渐渐地

有些候鸟

像时间

也不再飞回自己的旧巢了

妍妍亦以鸟类自比，她在田径场上跑得飞快，犹如“一头鸟，展开了翅膀，想也没想过就朝前面飞，飞得最远”。她本来取的名字是“燕燕”，燕鸥“可能是飞得最远的鸟，好像一生就消磨在不停地飞”，但因为父亲不喜欢燕子长大就离家不回来的行为，所以改名叫“妍妍”。而最孝顺的鸟类乌鸦，又不适合当名字。妍妍一直认为自己不会像燕子一样离开家抛下妈妈和姐姐。所以在婚后一年多，丈夫提出要和她一起回加拿大时，她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在姐姐素素的鼓励下，她才学了开车，为去加拿大生活做准备。

在《织巢》尾声，母亲回顾人生，发出感叹：

转变，变好还是变坏？我不知道。素素和妍妍要像我们多年前全家搬迁吗？每次离开一个地方，我总是想，不久就可以回去的。或者，世界上有一种候鸟，随着环境的转变，渐渐地竟不再会迁徙飞翔了，流徙一阵，倦了，习惯了，就变成了留鸟。又或者，有一种鸟，飞翔的时候比不飞翔的时候多许多，一生都在流离失所，一生都在寻找安顿的地方。

以上引文揭示了《候鸟》和《织巢》这两部小说的重要主题，即“流徙”与“安顿”。书中不同女性自述经历，都围绕着这两个主题展开。在《织巢》的多声部女性叙事中，真正在香港织巢落地的是妍妍。她在自述婚后组建小家庭的生活变化时这样写道：

啊，世上几乎所有的动物都会为自己筑巢哪，看看蚂蚁、蜜蜂、他们都是天生的建筑家，他们这样做是处于本能，并不是什么高深的智慧。……动物中，最能干的筑巢手大概是鸟啦，各种鸟都善于筑巢，还很讲究……不过，鸟中筑巢的高手中的高手，该选织巢鸟为冠军吧。

这两夫妻的迁徙移居，代表了众多香港人的经历。妍妍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阿国生于香港，移民加拿大之后，又因为遵从父亲意愿“找个中国媳妇”而回流香港，加入民安队工作，和妍妍相识相恋结婚，然后又劝说妍妍和他一起去加拿大生活。在集体意义上，移民被比作“候鸟”，而安家落户的行为则被描述为“织巢”。香港一直被视为一个过客的城市，接待了成千上万移民，也目睹了数次移民潮。问题在于，香港人究竟是候鸟，还是织巢鸟呢？对西西来说，两者似乎可以兼顾。迁移南方的鸟儿，最终还是要落地织巢。可见，“位移书写”（displacement writing）在根本上还是与地方（place）相关，而移居者成为“本地人”的关键，就在于居住者是否能够和居住地之间建立起恋地情结。

然而，众声喧哗之下，此城却似乎逐渐失去了数代香港人引以为傲的包容与宽容。在《织巢》的书封上，印着来自西西对这个时代的反思与疑问。这段话也是此书序言的最后一段：

这是个吵闹撕裂的年代，大家说话时仿佛都要提高嗓门，声嘶力竭，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想，我们是否可以冷静下来，平实地说，耐心地听？原来，许多人都会写，许多人，本身就是一个个故事。

从上海到香港，从《候鸟》到《织巢》，西西这两部出版时隔三十多年的姐妹篇小说，用诗意的语言风格，将三代女性在家国之间的迁移故事娓娓道来。借用西西创办的素叶工作坊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的简短文告，这两部小说展示出“西西一生，精彩、愉快，并且有益，有意义”。让我们一同怀念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