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棕榈种植园(为了给更多棕榈种植园腾地方，原始森林和泥炭地正在被烧光)

亨利从空中能看见苏门答腊岛上的火光，为了给更多棕榈种植园腾地方，原始森林和泥炭地正在被烧光。从花生油到口红，超市包装产品一半的用油量都由种植园提供。每年焚烧产生的浓烟笼罩东南亚，在某些季节致死人数多达十万人，而且正在把全球变暖的趋势推向临界点。亨利来到雅加达机场外，排队等候出租车，浓稠的空气立即开始炙烤他的鼻孔。他看着众多来往的旅客，心想：哮喘、肺癌、肺病，都在以各自决然的方式打造死亡，不管来到哪里，他都保留着把病理特征尽收眼底的职业习惯。

现在是雨季，黑云酝酿着降雨，上一场雨已经把街道变得泥泞不堪。棚户区和缓缓陷入大地的高楼大厦构成雅加达这座城市，急速增长的人口从他们脚下的蓄水层汲取着水分，导致他们生活的土地下陷，与此同时，周围的海平面还在逐渐上升。仿佛这个城市在自杀，亨利想。

“头一次来雅加达？”司机问。

亨利的思绪飘得很远，雨又开始下起来。在一片令人沮丧的噪声中，交通已经堵塞。一辆驴车从他们旁边的人行道上经过，车顶上坐着一个男孩，摞起的鸡笼足有三米高。

“我来过很多次。”亨利说。印度尼西亚是疾病的温床，是流行病学家施展武艺的绝佳地点。政治对于治疗疾病却没有任何帮助，此时此刻就有麻疹暴发，疫情的部分原因在于对疫苗的抵制。这里艾滋病的传播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更快，政府却把这当作迫害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的借口。

司机是个快乐的胖子，戴着一顶印度尼西亚穆斯林最喜欢的无边圆帽。一枝茉莉花挂在后视镜上，它的芬芳弥漫在沉闷的出租车里。亨利瞥了眼镜子里的司机，虽然下着雨，豆大的雨点敲击在挡风玻璃上，可他还是戴着墨镜。

“您想去旧爪哇转转吗，老板？”

“我今天就在这儿。”

他们驶向印度尼西亚卫生部，交通状况好转了一些，但是降雨没有收敛。亨利清楚，还没等跑进入口的天篷，他就会被浇得浑身湿透。

“等等，老板，我帮您。”司机打开后备厢，取出亨利的手提箱，然后撑伞陪他走到门口。“您来雅加达好些次，都不在雨季带伞。”司机责备他。

“这次我得到教训了。”

“您需要我等等吗？”

“我不知道要等多久，”亨利说，“也许得一个小时。”

“我就在这儿等您，老板。”司机说着把名片递给亨利，“班邦·伊德里斯为您服务。”

“谢谢你，班邦。”亨利说出自己掌握的唯一一句印尼语。

三个小时后，亨利仍然与其他十几名昏昏欲睡的求见者坐在卫生部长的接待室。卖茶的男孩儿满怀期待地看着他，可他已经喝过足够的咖啡，耐心也快要耗尽。回家是此刻的头等大事。他又看了一遍手机上的日程安排。还有时间去难民营取到载玻片，然后奔向机场。时间紧迫。午夜飞往东京的航班八小时后登机，赶不上那一班，他就会错过特迪的生日，都怪官僚主义中毫无意义的互相竞争。

上一次亨利在这个房间中坐冷板凳还是在2006年，当时的卫生部长另有其人，是希蒂·法蒂拉·苏帕莉，她拒绝对外共享可能致命的H5N1禽流感病毒的样本。此病毒从鸟类传染给六百多人，半数以上患者死亡，死亡病例大多在印度尼西亚。假如H5N1已经可以在人际传播，那么它能在几周内席卷全球，造成灾难性后果。全世界的流行病学家都如坐针毡，可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却小心翼翼地把控着病毒样本，辩解说疾病与黄金和油料一样，都是国家资源。希蒂部长称自己的政策是行使“病毒主权”。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很快明白了拥有本土疾病专利权的意义。

亨利深陷这场论战，他争论说独享数据是疯狂之举，科学无国界，疾病亦无国界——特别是一种能随鸽子真正飞越国界的疾病。没有病毒样本，国际社会将无法开展科学研究来抗击新型病毒，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整个根基都有可能被动摇。印度尼西亚明确表示别国会利用病毒研制出他们买不起的疫苗。亨利搞出一份协议，让印度尼西亚从对共享病毒的科学研究中“获取共同利益”。可是印度尼西亚无限度地索取根据病毒样本研发的疫苗，因为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协议没能签署。

那次谈判结束以后，争议变得更加复杂。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医疗中心的罗恩·富希耶在实验室修改了这种印度尼西亚病毒序列，赋予它空气传播和哺乳动物间传播的新功能。威斯康星大学的川冈义弘对同种病毒的越南毒株做了类似的改动。两人的此项工作构建了疫苗研发的模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大流行做准备。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发表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时，《纽约时报》斥责科学家开展“末日实验”，这种病毒“如果泄漏或被恐怖分子窃取，可能会导致数亿人丧生”。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顾问终止了实验，可是不久之后，新造病毒“问责”于谁的问题又浮现出来。美国和荷兰政府不断地提出同一个观点，指出印度尼西亚最先制造了病毒。2012年，亨利主持了一场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官员会议，他们决定不做改动地发表富希耶和川冈的论文，并且说到做到。亨利解释说，知识有危险，可无知更加危险。印度尼西亚人指责亨利欺骗他们，并且明显心生嫌隙。

接待人员再次走向亨利，这一次脸上挂着屈尊而且不自然的微笑。“今天不能见你，安妮莎部长感到非常遗憾。”

她压低了声音，给他在求见者面前留点颜面。“她答应明天——”

“真可惜。”亨利说。

“没错。”接待员说，亨利的音量让她卸下了防备，“她觉得非常可惜。”

“真可惜我得抗命了，要么现在见我，要么明天面对国际观察员，都取决于她。她可以在下午三点前决定。”

接待人员看了眼时钟，距离三点还有四十五秒。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冲进部长办公室。秒针刚刚扫过时钟顶部，办公室的门就再次打开。

安妮莎·诺万托部长是一名冷淡的官员，笑容几乎掩饰不了内心的焦虑。亨利首次见到她还是在一次狂犬病疫情蔓延期间，她那时还是巴厘岛的卫生官员。她当时的首要职责是控制媒体而不是疾病。因为工作卓有成效，又赶上希蒂因为收受贿赂而被判入狱，安妮莎被派来接手卫生部长的职位。她最近戴上了头纱，这表明印度尼西亚向宗教保守主义渐渐靠拢。她似乎只是又一名听话的瓦哈比教派官僚。

“你好亨利，你总是带给我惊喜，”部长说，“也许可以提前通知我一下。我们正忙于麦加朝圣的健康认证工作，没必要叫来观察员吧。”

“部长，这不会花太长时间。根据规定，我只是来这里跟你打声招呼，接着去孔戈里难民营取些样本，然后我就离开。”

“亨利，说实话，这不是什么大事。你费尽周折，千里迢迢大驾光临，真让我震惊——”

“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我只负责收集数据。”

“我们已经把病理切片送往荷兰，他们会得出结论。所以我们奇怪你为什么会来。孔戈里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

“那很容易确定，分离出的病原体自会证明。”

“分离病原体，哦，没有必要。”

部长拿起一个遥控器，打开电视机。一部翻译成马来语的墨西哥肥皂剧正在播出，可她没有认真观看，只是提高电视机的音量，直到亨利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她指出窃听器在房间里安放的位置。“你让我很为难，”她说，“我必须偷偷告诉你一些情况，让你不必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不拿到病理切片我不回家。”

部长默默一笑，说：“其实，说起来荒唐，他们根本没病。”

“他们死了。”

“因为我们把他们抓到一起枪决了！”她高声说，“革命党、造反派、不良分子，在难民营里到处都是。你们西方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要对付什么，当然我们不明确报道这些事情，而是找其他借口，也许是验尸官编了个故事。所以很抱歉，你跑了这么远来了解我们的小秘密，请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否则会让我的处境十分危险。”

假如部长没有对难民的死因撒谎，那么向亨利吐露实情显然让她陷入险境。不忠会受到严惩，可她还是说了出来。

“我还是得去趟难民营。”亨利说。

安妮莎部长突然站起来，眼中充满怒火：“想都别想！有安全风险，难民营由武装团伙掌控，他们以绑架为生。你不能去！”

“我去试试。”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她说，话音有点儿歇斯底里，“你看，假设那里是疫区，以我们匮乏的资源，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被全世界抛弃，避之不及，再无游客，为什么要由我们来承受这些？”

“谢谢你，部长。我会给出我的报告。”

“我禁止你去！”亨利离开时她喊道。

班邦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是的，老板，我在这儿，还在等。我一分钟就过去。”

亨利站在天篷下，大雨已经减弱成了温柔的细丝。很快一辆三轮摩托车缓缓停下，班邦拿着伞下车，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容。他的小摩托上画着跃动的色彩，如果交通工具没让他失望的话，他会感觉愉悦。

“你的丰田汽车怎么了？”

“我姐夫，把车要回去了。”班邦把亨利的包放进狭小的座舱，“摩托更快一些。”他说。这个理由更有说服力。

亨利能感觉到自己紧咬牙齿。时间非常紧迫，他希望法国医生已经快捷高效地分离出了病原体。他已经从卫星图像上获得孔戈里营地的坐标，不过班邦也已经知道地址。“那是同性恋的营地。”他说。

“你什么意思？”

“同性恋，政府把他们安置在那里，说为他们好。否则他们会受鞭刑，或许是绞刑，有些人被吊死在建筑上——极端主义者的做法，所以政府把他们藏在这些营地。”

“可是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哪儿。”

“当然。”班邦满不在乎地说。

他们驶过被水淹过的水稻田，季风和上升的海平面正在淹没这个国家，降雨和海水从上下两个方向汇合，像坐便下水一样把土地冲走。五年之后，十年，最多二十年，沿海地区就会被淹没。现在这已经成为常态，大家公认灾难在等待着他们。

路上坑坑洼洼，篱桩上站着秃鹫，一群水牛挡住了去路。班邦按响喇叭，水牛很快躲到一旁。然后出现了一条没有标志的路，一扇大门和一间警卫室，班邦转向这条路，一名士兵冲出来，生气地撵他离开。

“他们不让进。”班邦告诉亨利。

亨利尽可能唤起一个男人的威严，走出粉绿色装饰的三轮车，车的两边还贴着Hello Kitty徽章。他挥舞着身份证明和玛利亚给出的官方信件。“你好，长官！”他用自己最庄严的声音说，“看见没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联合国！”

守卫回到他的岗亭打了一通电话。亨利偷听到难以理解的喊声。过了一会儿，守卫走出来打开了大门。

三轮车经过坦克、军用卡车和排列在水塔旁边的一小片军营。不久，他们来到一堵高高的栅栏旁，栅栏上边是卷曲的铁丝网。亨利能看见里边有几百人，拘留营地前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阅兵场。一间小屋的门廊上站着一位瘦削的军官，他手掐着腰，就是这里的负责人。

“先生，回去吧，”军官说，“这里是禁区。”

“你不明白，”亨利通情达理地说，“我有权进入任何出现卫生状况的地方——”

“与你无关，你快离开。”

亨利试图把身份证明和玛利亚的信递给军官，这样做在前一个门口似乎很有效，可是军官明智地转身回到屋里。

亨利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营地里被扣留的人在仅有几米远的地方盯着亨利，等待他的决定，他们的脸上写着困惑和绝望。天上又开始下雨，但是没有人挪地方。他开始走向营地，可是接着又听见子弹上膛的声音，附近一辆吉普车上的守卫用枪指示他回到三轮车上。

宣礼员的一声呼唤宣告了祈祷的开始，守卫们立刻退回，被扣留者也回到混乱聚集的帐篷、棚户和披屋，寻找干燥的地方进行祈祷。班邦从他的座位底下掏出祈祷垫，准备铺在泥泞的阅兵场上。这时，瘦削的军官再次出现在门廊上，打手势让班邦进去。

亨利困惑地坐进三轮车，毫无办法。他失败了，其他所有人都在祈祷，也许那也是他最后的办法。

很快，祈祷结束，班邦冒雨冲回来。

“我们去机场，”亨利说，“没理由再停留了。”

“不用，老板，好了。我们做了交易。”班邦边说，边指向门廊上的军官。

“你向他行贿？”

“不是我，是您。”

亨利暗自咒骂自己，他从没想过只要出钱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班邦飞速把一叠美元给到军官，后者回到屋里清点，然后出来朝吉普车上的士兵点点头。

班邦坚持撑伞，他说这是服务的一部分。

“太危险了。”亨利说。

“您是我的职责所在！”班邦自豪地回答。

亨利只带了一套防护服，不过给了班邦两副橡胶手套（并坚持让他一起戴上）和遮住口鼻用的一次性口罩，并警告他不要触碰任何人。大门“咣当”一声在他们两人身后关闭。

调查未知病原体的工作永远伴随着危险，疾病可来自多个源头，包括病毒、寄生虫、细菌、真菌、变形虫、毒素、原虫和朊病毒，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生存策略。除了有多种方式传播，严重的疾病还能伪装成常见且相对无害的症状。头疼也许是鼻窦感染的症状或者发生中风的前兆，发热、疲劳和肌肉酸痛可能是感冒的表现或脑膜炎初发症状。带着最少量的资源只身来到现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是亨利这种疾病侦探可能接手的最危险任务。换句话说，恶性疾病暴发的危险大到了亨利愿意主动冒险的程度。他早就认识到运气虽不可靠，但是在这样的冒险中却是个必不可少的陪伴。

一群年轻人接待了亨利和他的司机班邦。他们大多数二三十岁，还有几个十多岁，瘦削憔悴，但并非营养不良。虽然衣衫褴褛，他们也努力打扮自己。亨利在他们中间感受到一种团结的精神。也许大半生在暗处生存，他们本能地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地下团体。

一个把弯刀像权杖一样拿在手里的人凑近亨利，他戴着金质鼻钉，披肩长发虽然染成金色，但是根部已经长出黑色。亨利飞快地计算了一下：十厘米头发大约意味着六个月的监禁。

“他想知道您是不是人权机构的，”班邦翻译这个人的话，“他说他们要求人权机构的帮助，但是当局不接受他们的诉求。”

“不，告诉他们我很抱歉。我只是一名医生，来——”

可是这话一说出口就让他们沸腾起来，“医生！医生！”男人们喊道。有人开始哭泣并跪倒在地，黏湿的面孔和扩大的瞳孔昭示出很多人在发烧。

“您是长久以来的第一个外来者！”班邦说。

“他们没有医疗救助吗？”

班邦问了拿着弯刀的年轻人。

“有法国人，他说。他们来过，可是现在都死了。”“这座营地死了多少人？”

“很多。没人再给他们下葬，每个人都怕得要死。”

一名年轻人急切地和班邦低语。

“他说他们为您祈祷，老板。他们看您在门口，就向安拉祈祷您是来拯救他们的医生。他们说您应了他们的祈祷。”

亨利知道对他们来说自己有多么无能为力。他们身处疫区，每个人都沾染了病原体。他注意到营地后边有一台小型挖掘机，显然这是政府对疫情做出的唯一认可——想办法快速挖掘大批坟墓。亨利想知道掘墓人在哪儿。

持刀者领他经过泥泞的道路，亨利用手杖稳住自己的脚步，班邦走在后边，撑着不起什么作用的雨伞。有人心血来潮，用纸板、塑料袋和一条条帆布作为建筑材料，临时建起这座环境恶劣的营地，有些房顶上铺的是压扁的易拉罐，一只被拴住的鸭子浮在一间棚户旁的水坑里。无国界医生的帐篷设立在远离这些棚户的地方，侧面印有MSF（无国界医生）的醒目标志。

亨利小心地拉开雨帘，死亡的气味令人作呕。

“你先离开。”亨利说。

目睹面前的一切，班邦的眼中充满恐惧，但他很有担当，结结巴巴地说：“我保护您。”

“不，我没事，不过听我说，什么都别碰，清洗自己，你明白吗？我的工作需要一些时间，在外边等我。”亨利又强调了一遍，“你明白吗？别碰任何东西！”

班邦愣了一会儿，亨利能看出他有多害怕，可他还是把伞递给亨利。“你拿着吧，”亨利命令，“快走。”

亨利严肃地看着帐篷周围的人，他们敬畏地退后离开，消失在雨幕之中。

腐败的气味亨利早已习惯，帐篷里的十几张床大多被尸体占据。一位病人用眼神追随着他，虚弱得无法做出别的动作。亨利扫了一眼他床脚的表格，然后给病人的静脉留置管又加了一袋葡萄糖静脉滴注液，他只能帮上这些。病人从喉咙里发出垂死的气息，很快就会发不出声音。

小诊室里，三名死去医生的姿态怪异扭曲。和亨利在世界各地见过的一众无国界医生一样，他们年轻，刚刚结束住院医师培训。亨利明白需要什么样的勇气来面对一个无形的敌人，冲进战场的英雄男女会在疾病的攻击下落荒而逃，它比敌人更强大，比恐怖主义更霸道，残忍得超乎人类的想象，可是像这些医生一样的年轻人，却主动抵挡大自然所展现的最致命的力量。

不过现在，他们也丢掉了性命。

亨利点起一盏煤油灯，照亮了一位女医生的面庞，她的头正倒在检查台上一摊干涸的血液里。亨利推测她是非洲或海地人，很多黑人医生都加入了医疗队。可是接下来亨利发现她的脸不是黑色，而是蓝色。

亨利以前见过发绀，这种皮肤呈现青蓝色的症状一般是血氧浓度低造成的，通常显现在嘴唇、舌头或手指和脚趾上，他从没见过谁完全变蓝。他想到霍乱，蓝色死神。这说得通，营地里公共卫生环境糟糕，天知道水从哪里来。可是业内人士懂得如何治疗霍乱，医生们肯定也接种过疫苗。他在一个防护柜里扫了一眼，发现里边保存着几样初步诊断设备：一副听诊器、几支数字体温计、绷带、一条血压计套袖、一把窥器和一套耳镜——这套说走就走的配置可用于小型非手术医疗队进行一周左右的本地传染病治疗。药物锁在一个配有厚有机玻璃开门的结实柜子里，有胰岛素、肝素、利尿剂、沙丁胺醇、环丙沙星、阿奇霉素，不过亨利看见大部分都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他们显然都是医生，不是化验员，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分析仪器。不过，这里还有安全性行为的海报和宣传册，显然这支医疗队打算迅速调查暴发的疫情，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尽可能多地治疗艾滋病患者，并教育这里的拘留者。他们当然没有准备长期待在这里，旁边的小食品柜里装着麦片和变干的羊角面包。他瞅了一眼垃圾，发现许多丢弃的四环素瓶。医生们肯定也以为这是霍乱。

在身后工作台上的笔记本电脑里，亨利发现了弗朗索瓦丝·尚佩的病例追溯文件夹，可能就属于他面前去世的这位女医生。亨利注意到她对病人做了细致的记录，电脑里还有一封没有发出的长篇电子邮件，收件人是巴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吕克·巴雷。亨利懂得法语，能够读懂邮件。“吕克，吕克，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女医生开篇写道。

我们来到你以前从未见过的疫区！一周时间，我们就有数十人感染。我通过本地人给你发送样本，你收到没有？在这里要治疗的是什么疾病，我们毫不了解！

病死率极高，我们需要设备！需要病理学家！只派我们三个人来，打不赢这场战争。吕克，我感到害怕。

在下边她又写道：

糟糕！为什么发不出去？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我觉得他们把我们囚禁起来了。

后来，她肯定一直开着邮件，作为持续更新的证词，准备一有机会就发出去。亨利向下滚动到最后一条记录：

3月19日，我们来这里已经三周了。巴勃罗昨天去世了，我为他的家人心碎，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得到消息？亲爱的，我和安托万都病了。我们躺在去世的同事身旁，我感觉离他们如此之近，虽然他们一人已经死亡，一人奄奄一息，但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深爱他们。这种感觉和亲密让我欣慰，也让我愤怒。我们被这头猛兽打败，没错，在我心里，它是一头母兽，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生物，因为我们没有看透细胞的工具，所以它躲避我们，嘲笑我们，现在又杀死我们。为什么……

邮件中止在此，问题没有写完、没有发出、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