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至1882年是埃及棉花种植业井喷式发展的年代，得益于阿里时期的种植政策，埃及的棉花为国家提供了大笔收入，短期内给埃及带来了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但是棉花在埃及的发展也让殖民者看到了由原料作为产品的金钱在埃及土地上向他们招手，所以埃及的经济受到殖民国家的控制，现代化改革失败。

接下来阿里的继任者们将依靠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将棉花这一产业扩大化，可以说19世纪为埃及提供了一个机会，埃及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使自己再次成为世界复杂经济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埃及棉花种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也达到价值的最高点，埃及从一个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农业地区转变为一个依靠棉花的进出口贸易生存的单一作物国家。

1854至1882年棉花业的发展背景

阿里的改革在外国的强烈干涉之下被迫按下暂停键，在此之后继位的阿拔斯一世废除了阿里时期的改革措施，同时企图遏制西方国家渗透的举止，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其改革反而拖缓了埃及的发展并使得列强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世界棉花市场突变，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让英国纺织业遭到重创，为了找到美国棉花的替代品，英国将埃及的棉花作为主要进口对象，于是这一时期的埃及掀起了大规模种植棉花的热潮。

阿里死后，图松之子阿巴斯一世即位。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埃及已经放弃了阿里的改革措施，转而走向闭关自守，阿里时期的多项改革措施被废除，农业与工业发展被搁置，外国技师被驱逐出国。

阿巴斯一世企图以此种方式制止资方列强的渗透，让西方列强找不到干涉埃及内政的借口，但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还是修建了一条从开罗到苏伊士的铁路，这使得外国的资本渗透进一步加剧了。此前，英国曾对埃及伸过“毒手”。

就比如，以1838年《贸易协定》和1840年《伦敦条约》为依据，取消了埃及暂停粮食出口的规定；把政府买来的所有棉花都公开卖掉。这样的决策为英国的商人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他们在公开出售棉花的时候，通过肆无忌惮地压低价格，使得曼彻斯特的纺织企业能够得到更便宜的原材料。

在阿巴斯执政期间，棉花的生产翻了一番，而且大部分都出口到了英国，出口量由1849年的257,510堪他尔增加到1852年的670,129堪他尔。

同时亚历山大-开罗铁路完成了通往萨曼努德（Samanunude）和（Zagazig）重要棉花中心的支线，并疏浚了马哈穆迪亚运河，使通道更方便。其实在这个时候，埃及就成了西方各国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以及各种商品的主要卖场。

阿巴斯的统治时期处于阿里与赛义德之间，此时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自保政策，与积极推进近代化的阿里不同，阿巴斯一世只想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制衡殖民者，但是他的种种措施使得埃及延缓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联系，这延缓了本国的进步，反而在种种压力下被迫让殖民者加剧经济渗透。

美国南北战争推动埃及棉花扩大化种植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是促使埃及走向了非正常的棉田农业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1861年至1865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原本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口国，现在却一落千丈，欧洲一直依靠美棉发展的棉纺织业，也随之陷入了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棉花产地，埃及的种植也因此而繁荣起来。工业欧洲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法国和美国棉纺业的扩张，使气候条件有利的地方都重视原材料的生产。

而此时的美国几乎完全垄断了世界棉花供应，以至于在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深思熟虑的英国制造商们都真正地担心如果南方各州发生了一些政治或经济动乱，兰开夏郡的工业将陷入瘫痪。

商界人士对在英国政治控制下的领土上生产英国原材料的国家优势进行了大量讨论后得出了一个结果，英国和欧洲大陆纺织厂的纺锤锭数量的增长，似乎比美国原棉供应的增长要快得多。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1866-1870年度美国从英国进口的原棉数量仅为1410.9千捆，相比于1856-1860年度的2172.8千捆骤然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而在同一时期，地中海却增加了超过4倍。

所以面对此种局面，埃及与印度的棉花作为替代品进入了英国的视线，但是印度棉花无法替代美国种植园的优质产品，印度棉花是短纤维，准备不充分，清洗不当，甚至掺杂了泥土、树叶和石头等异物。

工人们抱怨说，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得到更差的结果；印花布打印机说这会损坏他们的设计；商家和顾客都在投诉商品的质量太差。而且在运输成本上，来自印度的棉花需要更高的投入。

而埃及的棉花品质在各方面几乎与美国的棉花无异，而且在埃及的制度之下，亚历山大商人派他们的代理人到三角洲的主要收集点购买棉花，并根据等级付款，政府对质量进行一些控制，同时鼓励在埃及种植棉花需要相对较少的资本投资。

因为包括总督本人在内的埃及种植者急于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在宣战的前一年再次开始上升，并且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保持不变。1860年的作物出口达到近60万堪塔尔，186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0万以上，并且埃及需要技术援助而不是财政补贴。

1862年赛义德访问英国，并且在曼彻斯特的讲话主要谈及棉花问题，他表示在下一年埃及的棉花产量将翻一番，同时还要避免播种、清洗和包装方面的缺陷。这使得埃及的长绒棉成为这一时期维持英国纺织业的重要原料。

在赛义德回国后，如此的市场空缺让埃及看到了一股上升浪潮，并且抓住了即将到来的美国棉花短缺所提供的机会，埃及出口棉花当时的报价是每堪塔尔13美元，但一些最大的种植者坚持17美元，并坚持这个闻所未闻的数字。

受到这种商品价格迅速上涨的刺激，种植者进行几乎狂热的活动，从最穷的农夫到总督本人，埃及的种植者们在1886年的后期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来年的大丰收。在总督的鼓励下，种植、灌溉、播种、清洁和包装的机械从英国和美国进口。随之而来的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了。

1854至1882年的棉花政策

在原有的棉花种植业基础与世界棉纺织市场空缺的双重促进下，赛义德与伊斯梅尔两位领导人在埃及重新划分土地，并在土地上重新规定税收，这一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全部围绕棉花种植业展开，像阿里一样，这一时期的两位领导人也将棉花种植业的各个环节纳入政府主导之下，由此促成了埃及棉花的繁荣局面。

赛义德回到埃及后就开始着手准备扩大棉花的种植，由于美国内战的开打，棉花价格飞升，到1862年春天，每堪塔尔棉花已经达到16到18美元。由此带来的是农民种植棉花的决心。赛义德在1861年对一位来访的英国人说，“价格本身就会有足够的刺激作用。”

赛义德奉行“自由主义”“门户开放”的方针，视西欧为埃及“最友好的盟友”，在50年代，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其中包括：确认了土地的私有制，对个人纳税，并对已开荒土地给予一定的所有权，让农民自由种植。同时，对商品入市税以及商品专卖制度废除，以鼓励工农商积极工作。

1861年3月，由政府发布的国家贷款安排完成后，启动资金充裕，放债人、穆斯林和欧洲人的数量激增。此项政策的结果是120万堪塔尔以近95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此外，价值47.5万英镑的种子被出口，其中大部分流向了土耳其和其他邻国，它们也在试图扩大棉花生产。

1862年，赛义德和其他皇室成员将他们自己拥有的更多土地用于种植棉花。他们还积极参与进口机械产品和改进种植方法。

在埃及的尼罗河下游三角洲，赛义德把他的一大块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棉田。马萨诸塞的一家棉织品生产商爱德华·阿特金逊表示，赛义德帕夏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全球最大最好的棉织品种植商。

在这位总督看来，他为使埃及向国际市场出售棉花而进行的一个长远的规划，是在四十多年前由穆罕默德·阿里提出的，现在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

在棉价飞涨的情况下，赛义德极力主张扩大棉花的种植面积，以便更多地输出，以获得更多的外汇。他甚至还下令，要埃及的大地主在他们的土地上用来种棉花的至少要占1/4的面积。1854年，埃及的棉花产量是478,000堪他尔，到其去世时，产量达到了118.2万堪他尔，这其中大部分都卖到了英国。

1863年1月，伊斯梅尔（Ismail）（1863-79）就任总督，他被称为“模范农民”，在他对外国执政官的第一次演讲中，他表达了希望以有序和勤奋的方式开发埃及资源的愿望，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

与此同时，棉花价格已经达到了每桶31到34美元，种植棉花的土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许多大业主的作物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他一成为总督，就开始扩大他的庄园，仅在1863年就增加了20万费丹。

到1864年7月，据说他拥有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即占埃及总耕地面积的八分之一到九分之一。其中一些田地是从亲戚那里购买的，另一些是从荒地中回收的，但大量土地从农民那里强行没收。

结果伊斯梅尔的土地能够在1864年估计100,000费丹棉花，在当前的价格，其收入来源约2,500,000英镑，并且耕作动物和机器的转售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一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