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原种植葡萄(魏晋时期葡萄种植之风盛行，曹丕是“推广大使”)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每次读到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都不由得感慨唐人生活之丰富。在唐代，葡萄不仅是一种可食可饮的水果，更代表着人们对汉唐雄风的畅想。

宋 林椿绘《葡萄草虫图》

汉代已传入中原

中国种植葡萄的时间十分久远。至迟在西周时，葡萄就已经十分常见了。《诗经·周南·樛木》曰：“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豳风·七月》又云：“六月食郁及薁。”这里提到的“葛藟（lěi）”与“薁（yù）”，都是原产于我国的本土葡萄属植物之一，又统称野葡萄、山葡萄或刺葡萄。

而现在广泛种植于全世界的葡萄，则是欧亚种葡萄，文献中关于这种葡萄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据学者佘太山统计，大宛、安息、且末、伊吾、高昌、康居、大月氏等西域诸国都盛产葡萄，并有酿葡萄酒的习俗。那么，它又是如何传入中原的呢？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蒲陶”即葡萄，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也作“蒲萄”，在《周书·异域传》中为“蒲桃”。关于读音，一说是希腊文Botrus或波斯文Budawa之译音，还有一说十分有趣，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说：“葡萄，《汉书》作蒲桃，可造酒，人酺饮之，则醄然而醉，故有是名。”“酺”本义是“聚饮”，“醄”指大醉的样子，葡萄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酿酒，饮之令人沉醉，所以便借“酺”与“醄”二字的读音，称这种水果为“葡萄”。

一般认为，葡萄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葡萄、苜蓿与汗血宝马都是西汉将领李广利征大宛所获得的战利品。可以肯定的是，汉武帝在位时，欧亚种葡萄已传入中原。当时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所作《上林赋》中，便提到了“樱桃、蒲陶”。又据《三辅黄图》，上林苑以西还有专门种植葡萄的“蒲萄宫”。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来朝即居住在此，故“葡萄宫”后多指代胡人在京师的住处。

宋 温日观绘《葡萄图》轴

葡萄一斛换凉州

尽管葡萄在西汉初年就被引入中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一种十分珍稀的水果。东汉时，位于洛阳北宫以北的濯龙苑中，种植有葡萄；至汉明帝时，白马寺中也移植了一批葡萄。除此之外，极少见私人进行葡萄种植。因此，别说寻常人家不可得，就连权倾朝野的宦官、外戚，也未必能时常享用。这么一来，便愈发显得葡萄稀罕。

东汉后期，王纲解纽，朝政腐败，政治黑暗。唐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山遐传》时，曾对该现象予以痛斥：“自东京丧乱，吏曹湮灭，西园有三公之钱，蒲陶有一州之任，贪饕方驾，寺署斯满。”所谓“西园有三公之钱”，指汉灵帝公然卖官鬻爵，只要钱捐得足够多，甚至能位列三公，成为外朝名义上的头领。曹操之父曹嵩，就曾花一亿钱买了个太尉。而“蒲陶有一州之任”则是指孟佗不光彩的上位。

孟佗，字伯郎，扶风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人，三国名将孟达之父。孟佗家境富足，但仕途不顺，为此他曾不惜重金，打通了大宦官张让的关系。张让是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十常侍”之一，威名赫赫；而在历史上，他历任小黄门、中常侍，地位更加突出，汉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公”。为了巴结这位权倾朝野的宦官，孟佗费尽手段获得一斛（一说斗）葡萄酒，将其送给了张让。后者大喜，即拜孟佗为凉州刺史（《三国志·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注》）。用一斛葡萄酒便能换一个凉州刺史，何其讽刺？直至后世，还有人予以批评。唐刘禹锡《蒲桃歌》曰：“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宋陆游《感旧绝句》亦云：“蒲萄一斗元无价，换得凉州也是闲。”

“推广大使”曹丕

从孟佗贿赂得官一事看，欧亚种葡萄在东汉晚期仍十分难得，所以在曹植笔下，还能看到有关野葡萄的描写，如《种葛篇》云：“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魏晋以降，有关欧亚种葡萄的描写却变得更多了。《太平御览》卷972引钟会《蒲萄赋》曰：“余植蒲萄余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曹魏名臣钟会曾在自家院子中栽种葡萄，并作赋予以盛赞：“珍味允备，与物无俦，清浊外畅，甘旨内遒。滋泽膏润，入口散流”（《艺文类聚》卷87），读之令人口齿生津。荀勖所作之赋亦有留存，但碍于其家道中落、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只是简单写了一两句，以免盖过钟会的风头。

魏晋时期，葡萄既然已走入贵族之家，就说明它的种植规模应十分可观。左思《魏都赋》称洛阳“蒲陶结阴”，《蜀都赋》称成都“蒲陶烂溃”，都足以说明葡萄在当时生长茂盛。都城之外的其他城市，亦有一定规模的葡萄种植园。《文选》卷6《魏都赋》李贤注曰：“玄武苑在邺城西，苑中有鱼梁钓台竹园，蒲陶诸果。”又《初学记》卷24引《晋宫阁名》曰：“洛阳宫有琼圃园、灵芝石祠园，邺有鸣鹄园、蒲萄园。”

这一时期葡萄种植之风的盛行，离不开魏文帝曹丕的大力推崇。孙权曾送给曹丕一批贡品，包括很稀罕的龙眼与荔枝，但曹丕却认为这两种水果“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不仅如此，曹丕称自己只是说起葡萄，就馋得流口水，更别说亲自品尝了。《太平御览》卷972引魏文帝《诏群臣》曰：“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葡萄）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能将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写进诏书之中，曹丕此举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了。

正因有曹丕这位“推广大使”，葡萄才能在洛阳的贵族圈子中快速流行起来，乃至其种植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故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宴饮中，时常能见到葡萄酒的身影。如西晋名士陆机《饮酒乐》所云：“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饮葡萄酒还被纳入了养生范畴。一百多年后，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庾信在《燕歌行》中写道：“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

唐代引进新品种

“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名为“陆绩怀橘”的故事。陆绩六岁时，前往九江郡拜见袁术。席间，陆绩往兜里揣了三个橘子；待到他向袁术请辞时，橘子从怀中掉落。袁术不解，就问他：“陆郎作客而怀橘，何为耶？”陆绩则回答说，因为我的母亲喜欢吃橘子，所以带几个回去给她尝尝。

或许是“二十四孝”的故事流传甚广，唐初又出现了一个葡萄版“陆绩怀橘”。据《旧唐书·陈叔达传》，唐高祖李渊大宴群臣，“果有蒲萄”，结果陈叔达在拿了葡萄后并未食用，对此他解释道：“我的母亲口干，想吃葡萄却求之不得。”李渊听后很感慨：“你还有母亲可以送吃的。”于是“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因赐物百段”。

这个故事还反映出了葡萄的种植情况。南北朝分裂数百年，无休止的征战自然会导致葡萄产量大幅度下滑。就连陈叔达这样的朝廷要员（曾官至宰相），都难以获得葡萄。直到唐太宗大破高昌，引进马乳葡萄进行大规模种植，待收获后又将其酿成酒赏赐给众臣，葡萄和葡萄酒这才重新普及开来，并成为唐代诗人吟咏的主要水果之一。

成了边塞的代名词

唐徐坚所编纂《初学记》分30卷，共313个类目，每个小类目又包含“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所谓“事对”，就是编者把对偶式的典故放在一起，注明出处，这样就能令学子快速累积典故和辞藻，以便作诗文时取用。与“蒲萄”对偶的并非是水果，而是一种名为“苜蓿”的植物。有意思的是，苜蓿是良马很爱吃的一种草料，素来以“牧草之王”著称。

水果与牧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纵观唐人之诗，葡萄的确常与苜蓿一起出现。如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鲍防《杂感》：“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这两首比较经典的诗作中，还出现了“天马”。天马、苜蓿、葡萄，结合起来看，这指代的是李广利征大宛。因此，“蒲萄”对“苜蓿”，有着特定的含义。

若葡萄、葡萄酒单独出现在唐诗中，往往是边塞、异域的象征，如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而当葡萄与天马、苜蓿一起出现时，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内涵。这三样事物被同时引入中原，是汉朝强大武功的象征。唐人追忆此事，即借此抒发政治抱负，表现昂扬斗志与豪迈气魄。这也是边塞诗歌的一个特点。

以汉代唐，是唐诗中的独特现象。汉唐两朝皆以强大而著称，有许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学者程千帆认为这“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用前朝的人或事来代指、隐喻当朝，这在诗歌中屡见不鲜。昔年汉武帝征匈奴，震慑诸国，如此雄壮之举，亦令唐人无比渴望这一幕的重现。李白《送族弟绾从军安西》云：“匈奴系颈数应尽，明年应入蒲萄宫。”诗中虽写汉家旧事，却表达了李白对族弟李绾的殷切期望：昔日之匈奴，即今日之吐蕃、回纥，大唐军威可比汉朝，自然能让他们引颈受缚，纷纷入京师之中朝拜大唐天子。

杜甫《洗兵马收京后作》亦云：“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喂肉葡萄宫。”大唐收复长安后，诗人们再次见到汉唐雄风的重振，又掀起了吟咏“葡萄”的浪潮。强汉盛唐的一个侧面，也因为一枚小小的葡萄被永久定格在诗文之中，留待后人品味。

（原标题：葡萄芳醇 汉唐雄风）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瀛洲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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