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平民福利是奴隶主阶级福利的一部分，奴隶制本身一定要为奴隶主阶级创设福利和福利制度。所以，罗马帝国平民的所有福利本质上是奴隶制决定的，是奴隶制给予了平民奴隶主阶级享有的福利。具体分析原因，可从如下两方面解读。

客观原因

奴隶制社会中，奴隶主奢靡、享受的腐朽文化是平民福利产生的根本原因。社会文化是思想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的总和。思想观念层面上，奴隶主阶级好逸恶劳、崇尚享乐；行为实践上，奴隶主游手好闲，坐享其成，流连于各娱乐场所，由此构成罗马剥削阶级内部堕落、纸醉金迷、追求享受的阶级文化。

平民不事劳动，无所作为，却享受物质、娱乐福利，使得平民福利带有明显不劳而获与享乐主义色彩，与奴隶主阶级文化相契合。罗马帝国时期，享乐已成为罗马公民的共同追求。皇帝和地方庇护人通过捐赠、礼物和提供娱乐表演，为人们创造享乐文化。

平民福利内容各有侧重，不尽相同，却无一不折射出奴隶主共同价值观与阶级文化，即奢靡与享受。对平民“面包加马戏”福利形式的肯定，透露出罗马人对奴隶制社会享乐文化的肯定。平民福利与剥削阶级文化相辅相成。

一方面平民福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奴隶主内部存在的阶级文化。奴隶主剥削成瘾，享乐成风，平民福利的产生与发展便是奴隶主饱食终日，享乐至上价值观的具体呈现。另一方面，平民沉湎享受，福利变成“腐利”，进一步加剧了剥削阶级内部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总而言之，罗马奴隶主独特的享乐文化，加上奴隶制度提供的制度保障，平民福利得以实现。

稳定奴隶主阶级内部秩序是平民福利产生的主要原因。奴隶制社会，阶级矛盾与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相伴而生，构成罗马社会两大矛盾。平民与贵族斗争贯穿罗马共和国早期历史，两大利益群体斗争不断，互相牵制，对贵族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从贵族角度出发，在多个利益群体共存的社会，若避免利益关系的冲突化，需要寻求各方妥协，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各种公共政策实质上成为各利益群体相互妥协的产物，竞争性平衡得以实现。

平民福利作为奴隶制帝国一种制度设计，是奴隶主阶级中的优势阶层用以缓和与从属阶层之间利益对立和冲突的一大策略。平民福利政策充当的是缓和二者关系的“润滑剂”，是对同为奴隶主阶级的平民的笼络与安抚，是为了免除其对潜在生活风险担忧而产生的过激行为，维护博弈双方——平民与社会上层的利益平衡，疏导、缓和社会冲突，稳定奴隶主专制统治。

于平民而言，各种“果腹”与“攻心”的福利政策满足了基本物质、精神需要，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于上层贵族而言，给予平民福利能够诱导民众自发地服从，对于维护自身利益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奴隶制帝国而言，给予平民福利是稳定奴隶制社会的有效手段。一系列福利内容能够缓解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安定。历史的经验昭示，相比于平民福利的经济成本，奴隶主阶级内部各阶层利益争斗导致的社会冲突将造成更大的政治代价，不利于社会稳定。

平民人数众多，尤其在面对生存危机时，这一数量庞大的群体总是会因共同诉求迅速聚集，使用暴力或武力在所不惜，而且在罗马史上，暴民事件是有传统的。最严重的社会骚乱往往发生于粮食补给线中断，平民遭受饥荒折磨时。

发生于共和国末年的一次饥荒期间，“人民关闭他们的店铺，驱逐他们的官吏，好像在一个为饥饿所迫，为强盗所扰害的城市里一样，他们不需要有法庭或有用的工艺了”。

克劳狄乌斯统治期间，粮食再次紧缺，饥馑袭来，混乱的暴民甚至一度逼近皇帝，“受到批评的克劳狄乌斯被一群狂呼乱叫的人包围起来，他一直被逼到广场的最远的一个角落里，在那里受到猛烈的责问，直到后来，在一队士兵的帮助下，他才在愤怒的人群中挤出一条道路”。

纵观罗马帝国史，几乎每一个饥荒年代，都能寻到民众暴乱的踪迹。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危险，历代皇帝将粮食供应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不足为奇。不唯如此，当政府当局或者皇帝本人没有满足人们对娱乐活动的心理预期时，骚乱也可能会爆发。

史载：有一次，在剧院里，一场争吵导致了流血事件，他（提比略）放逐了肇事的戏迷们和他们所支持的演员，人民的任何请求都没能使他召回他们。

当波伦提亚平民不让一个百人队长尸体抬出广场，长期用暴力从百人队长继承人的手中得到一笔钱用于举行一次角斗表演，提比略从城中和科提乌斯的王国各调一个步兵大队，不说明这次调动的原因，派他们从不同城门入城，突然举起武器，吹响号角，然后把大部分平民及地方元老院元老们终身监禁起来。

暴民瞬间集结，缺乏领导，不具备组织性，很容易被武力镇压，但以暴制暴的解决办法通常导致双方的伤亡。有鉴于此，各任皇帝虽然深知为成千上万平民提供名目繁多的福利势必对帝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耗，但仍然没有一位皇帝轻率地废除，为了自己的安全，皇帝们不得不让平民保持满足。

流传已久的各项福利惯例不是皇帝的仁爱之心，更是出于避免社会骚乱、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需要。平民们对“面包加马戏”的期待往往也使贵族等上层深受其害。阿普列乌斯曾诉说他的不满。

早在结婚之前，拥有400万塞斯退斯财产的妻子不得不在大儿子结婚时分发5万塞斯退斯（超过了财产的1%），作为捐赠费用。阿普列乌斯与妻子结婚时，选择在郊区的维拉结婚，以免民众再次聚集索要捐赠。

暴民是罗马社会一股不稳定因素，其暴力行为对政局稳定造成极大威胁。针对共和国时期的暴民，美国学者布伦特指出：“暴行的目的各不相同。贵族的被庇护人依靠暴力维护庇护人利益，民众领袖的追随者有时出于对领袖的忠诚而使用暴力。

他们依附于‘煽动者’，因为‘煽动者’积极为他们争取福利”。为维护帝国统治稳定，皇帝遵循共和国惯例，在“面包加马戏”福利上花费巨额开销，各类福利俨然成为皇帝对抗暴民的“软武器”。

平民陷入享乐，无法自拔，转变为暴民的几率大大降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害帝国统治稳定的暴力风险。第三，雄厚的物质基础是平民福利产生、发展的物质保障。公元前2世纪，罗马基本完成对环地中海的征服，巨额财富涌入，为平民福利的产生奠定了物质条件。

据普鲁塔克描述，伊米留斯·包鲁斯（AemiliusPaulus）的一次凯旋式上，“载运兵器的大车后面跟随3000人，四个人一组抬着装满银币的大桶，共有750之多，每桶的重量是3泰伦……接着是抬金币的队伍，每个大桶重3泰伦，一共有77个”。

马格尼西亚战役后，罗马人掳获了1230根象牙，234只黄金环，6.85万千克白银，22.4万个希腊银币，14万马其顿金币和大量黄金、白银器具。而上述战利品仅仅是罗马人掠夺财富的冰山一角。共和国时代，一系列军事征战为罗马人带来物质财富，社会上层由此有充沛财力为平民提供金钱、谷物和娱乐福利，修建公共建筑，彰显财力。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即位，开启“罗马和平”，社会稳定发展，经济领域呈现繁荣景象。尤其安敦尼王朝“五贤帝”统治下，物质丰裕，帝国经济被带入“黄金时代”，为统治者给予平民福利提供客观条件。

有学者认为，图拉真即位伊始就接管了一个相当丰裕的国库，涅尔瓦节俭用度，为国库留下充足资金。图拉真减轻广大民众经济负担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遗产税范围、取消未偿国库的债务、拒收献给国库的个人赠与、免除桂冠金（crowntax）等行为证实帝国财政状况的基本稳定。

小普林尼赞美图拉真治下帝国财政的良好秩序，并对皇帝的慷慨行为表示担忧：皇帝，请您谅解我作为一个执政官的焦虑和担忧，因为我考虑到您拒绝接受金钱赠与、赏赐军队和平民、减少税收。我必须得问您，您是否考虑了对帝国收入的影响？是否有足够储备金弥补少量收入和大额支出呢？

哈德良四处巡幸、大兴土木、减轻赋税，帝国秩序得以重建，但这一切活动需要大量金钱，从侧面反映出国库充实这一事实。皮乌斯奉行审慎的财政政策，为继任者留下了大量盈余。据说，皮乌斯去世之时，国库里积累了多达27亿塞斯退斯的巨额资金。

安敦尼王朝物质基础雄厚，经济发展稳定：第一，商业方面，帝国版图空前扩大，各地间贸易往来频繁。“五贤帝”整理财政，兴修道路，各条海上、陆上通道成为帝国贸易动脉，进一步促进了各行省繁荣和商业发展。

此时，罗马帝国同它所有的邻邦以及一些居地并不接壤的民族统统发生了商业关系。高卢、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等地彼此之间商业往来很活跃。罗马工业制造品甚至远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而且其数量相当多。

罗马的商业从多瑙河畔伸展到了第聂伯河流域，是该时期经济发展的一大体现。第二，手工业稳步发展，表现在手工业门类增加、产品种类繁多、技术分工细密、各地素享盛名的传统手工业复兴等方面。意大利、伊达拉里亚、坎帕尼亚的金属工业、玻璃吹制、阿列提乌姆（Aletrium）的制陶业，莫德纳（Modena）的制灯业，都盛极一时。

意大利农业虽呈现衰落之势，但行省农业发展迅速。“各地都按照土地的性质、气候和水分的不同，栽种不同的作物。在许多城市的周围，农业生活已经代替了畜牧生活……原先尚未开垦的多瑙河诸行省，尤其是潘诺尼亚和美西亚都成了罗马的新粮仓”。

在意大利本土，“五贤帝”企图复兴趋于没落的农业生产。一系列鼓励农业发展的法令出台、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意大利农业危机，促进帝国经济发展。第四，图拉真以战养战，一系列胜仗带来的丰厚战利品、巨额赔款使得国库满盈，奠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

据估计，达契亚一地的战利品就有约165吨黄金、364吨白银和7亿第纳里，仅黄金就超过了帝国国库年收入的3倍，还有大约50万达契亚人被俘。奴隶大量流入，进一步充盈了奴隶

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