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第一种植大师(讲座纪实｜葛希芝谈沃尔夫：变化多端的贡赋制)

马丹丹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

2019年春我在给本科生开设的《人类学史》课上介绍沃尔夫，宣读了一篇我撰写的7000字沃尔夫词条，该词条完成于研究生同名课程的教学单元中，贯穿沃尔夫一生的学术思想史的演进。当我颇有得意地拿到本科生课堂时，没有想到一名学生反馈道：“这节课没有震撼。”日子悄无声息地过去，可是这句话还是反复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的疑问“为什么没有震撼”在整理、理解葛希芝老师的沃尔夫演讲中得到了回答。

在那些作品、观点、田野细节以及书评等二手文献堆砌的沃尔夫学术履历当中，表面上看是思想史，但实际上连我自己都有隔膜，我感受不到思想史迸发的生命律动，当知识无法触及到意义时，知识也就变成一种机械产品。这样说多有抽象，我举两个例子。当我说“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不对他的胃口，呆了一年他很快就离开了”，呆在芝大到底是怎么感受，无从得知。《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是沃尔夫重要的一部农民著作，依靠书评建立认识可见我对该书的隔膜，我不太可能感受到沃尔夫在其中传递的农民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意识到沃尔夫参与的反越战争激发了他对农民抗争的关注。而这些机械性的转引痕迹在葛希芝老师来自第一线的感知、触动和层层渐进的理解中渐渐消解，学术思想史的生命温度从知识谱系传递出来，因为接近人性而越来越清晰。这里面既包含了葛希芝对沃尔夫农民研究的把握，也包含了她对沃尔夫的世界史理论当中对东亚复杂社会的解释失效的深切体会。

加州时间2020年11月25日早上，葛希芝老师的99岁高龄母亲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就翻译的若干问题邮件询问她的时候，葛老师在整理母亲的遗物，这样能让她和母亲靠得更近一些。在这期间，葛老师完成了两场在线讲座、11月21日会议的开幕式致辞，冥冥中感觉Mother是在等待我和葛老师的约定完成后才离开。人生有诸多遗憾，希望这篇讲稿能够让葛老师对中国研究的拳拳赤子心略有慰藉，同时记录葛老师不断奋勇向前的思想涌动之瞬间。

因篇幅较长，讲座分为两篇刊发，此为第二篇。上海大学2020级人类学研究生向宇青贡献了六千多字的讲座整理初稿，翻译质量较高，在此鸣谢；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陈建博士对该文做了校对，在此鸣谢。

一、贡赋制生产方式（TMP）

葛希芝将贡赋制留到了最后，因为她认为这是最为复杂的生产方式。批评人群的长老制度（older grouping）转化为生产方式，沃尔夫并不是唯一一个，不过沃尔夫让贡赋制的使用在人类学界流行起来。长老制度并不像在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获得的过去社会完整的图像那样有重要意义。例如奴隶制存在于很多时空，但是奴隶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条件差别很大。北美西海岸的土著与罗马帝国时期或美国种植园时期的奴隶的集结模式是不可能一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且认识有局限性；日耳曼和斯拉夫被看作是文化区域，而非生产关系的分类。封建生产方式的概念被历史学家批评为太过于欧洲中心主义、批评攻势猛烈得快成了筛子，虽然将前工业时期的欧洲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并置起来看待还算有想象力。中国也许会像在它的早期历史当中的某个朝代那样组织起来，但不会晚于唐朝，因为在唐朝实现了自耕农的农业基础主体，农奴成为自由的小业主，贵族统治被以科举考试为基础的文职部门替代。

极其重要的是，沃尔夫并不希望我们将生产方式切割为一块块更小的分类以适应很多地方差异，成为利奇所说的“蝴蝶搜集者”。再一次，他的目标是要给学者提供一个宏大分析工具，它能够将我们人类的单一历史淹没于复杂性的困境简化，强调倾向、累积性或对抗性，这些历史的运动形态创造了在时空里演化而来的人类各式各样的条件和环境，从而建立世界史的宏大叙事。三种生产方式并没有形成一个历史序列，类似进化论的“进步”阶梯。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同时存在，可以从亲族式生产方式转变为贡赋制又可以“倒退”回来，正如亲属体系可以从父系转变为母系的（matrilineal）。

“在1400年的世界，主要农业区域……在国家的统辖之下，其统辖基础是来自政治或军事统治者对初级生产者剩余的压榨。”这些国家组织起来，这样“初级生产者、是否种植者或畜牧者（或者渔民或手工艺者）允许接近生产资料，而统治者通过政治或军事手段从他身上压榨贡赋。”换言之，通过武力兼/或意识形态说服来压榨贡赋，这些意识形态总是诉诸平行的超自然力量。

在贡赋制生产方式（TMP）中，社会劳动基本上是通过权力和统治的实施来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社会劳动的配合是政治权力核心的功能，它随着这种核心的变动而变动。人们发现，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两种两极化的政治状态：权力要么极端地集中在权力顶峰的统治精英手里，要么极大地掌握在当地地主手里。这两种状态定义了权力分配的连续体。夏威夷和其他一些波利尼西亚社会就是在两级社会之间来回移动的经典例子。中国尤其是宋朝以前在强中央权力和拥有实权的藩镇割据时期之间来回移动。统治精英站在权力系统的顶端，当他们首先控制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战略要素，例如灌溉系统等，他们获取剩余的能力同样会变得强大，还有一些战略要素同样很重要，例如常备军等，正是有了军队所以他们不需要依赖当地的精英。在文化上，统治精英们则会竭力说服农民，让他们相信统治精英拥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联系，而农民则会创造出在地化的超自然力量来寻求帮助。统治阶级真的相信他们宣扬的那一套吗？还是让老百姓相信就达到目的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当贡赋制赢得越来越多的中央权力的时候，他们竭力让普通劳动者相信他们和超自然有某种特殊的关系是正常不过的。而统治者灌输的这套信仰对农民也许是嘴上说得好听，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遥不可及而又没有实质益处。平常遇到事的时候他们宁可去求地方神。

二、贡赋制的必要条件以及变化多端的贡赋制

这里涉及到亲族式社会转换为贡赋制的必要条件。当诸多强大的亲属世系群崛起，权力集中到一小部分人的手里，亲族秩序的社会就向贡赋模式的位置转移。葛希芝认为，通过人类学我们越来越了解到不断变化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在气候变化的推动下，农业、简单的园艺和越来越久坐不动的生活出现了。所以气候变化是促使人们保持对拥有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地区的控制的原因之一。而另一种会改变贡赋制的因素就是如果它实行一种不可持续的农业，那么他们的资源将会变得更少。一旦土壤变得贫瘠，各种问题将会接踵而至。要么离开这片土地寻找一个新的地方居住，要么就是其中某一些人掌握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使得其他人必须服从他们，于是国家逐步形成。这在埃及最为明显，在尼罗河的两侧都有肥沃的灌溉土壤，而其他地方则是沙漠，如果控制了尼罗河沿岸的灌溉部分，那么农民自然也被控制住了。

但同时葛希芝也提出了她自己的疑问，早期的贡赋制国家究竟是发源于何地？它是否有足够的农作物和营养来养活一大群人？这里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产生世界上的伟大文明，谷物（grain）可以生长，谷物有价值是因为它能够储存。第二种是代替谷物的其他社会，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美兰尼西亚田野，他们的主要食物是块根农作物（root crop），它们不能长久储存，会腐烂、会毁掉，你不能大量积累因此你就无法通过攫取剩余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热带地区出现了最为复杂的社会，这里盛行甘蔗、香蕉等经济作物，它们很容易腐烂，所以也无法通过积累获取权力。总体而言社会形态的差别与谷物和块根农作物的区别有关。第三个因素是畜力的使用，畜力增加了人类的力量，它也是发展这种或那种贡赋制模式的必要条件。驯化牲畜犁地是有价值的农业生产资料。一些区域没有使用牲畜的条件，例如埃及想要驯化非洲动物作为畜力但是没有成功。不论出于何种先天还是后天原因，一些动物很容易被拉入人类与自然结合的方式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根据自然、地理和农业环境以及畜力使用等因素，贡赋制在全球表现形式多样，例如北半球的东地中海、埃及、印度河流域文明、墨西哥/密西西比河盆地（秘鲁）、南半球的东亚和岛屿、南印度、中美洲、非洲酋邦等等。

至少目前来看，人类必须适应环境，而在适应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一旦发现不平等，就会出现更为复杂的制度来管理并保持这一种不平等。从生产者那里获得贡品的精英会想方设法保持控制权，并很有可能发展为更为复杂的贡赋模式。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找到控制生产者劳动的方式，那么他们很有可能从历史消失。

贡赋制生产方式的文化方面乃是奢侈仪式和社会政治权力意象（imagery）的发明。它极度重视不平等的方式总是表现在服装以及对待身体的方式。连同早期贡赋制一道，社会政治权力意象的发明接踵而至。

15世纪晚期的德斯科科国王以及他的贡赋【摘自沃尔夫的《撼动大地之子》（1959）】

德斯科科国王看上去并没有穿太多衣服，但他身上的每一处都是被精心设计的。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纺织品，需要投入长时间的劳动。他把他的各种贡品陈列在手稿上。中国很久以来盛行“男耕女织”，但在墨西哥这里，特殊的药物和可可等美食以及玲琅满目的服装、头饰、用于焚烧或当作香料的价值不菲的珠串等等均是上等贡品。流向德斯科科国王这里的贡品主要是纺织物，其中一些极尽奢华。贡赋制早期的贡品总是以纺织为主，它们被供应给穿着华美服饰的精英，这些服饰展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是军队的制服，对于他们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一名身着华服的摩洛哥王子

这位王子来自拥有悠久贡赋制历史的北非小国，直到欧洲殖民主义结束了它的统治。这个靓丽的男人完全包裹在美丽的布料当中，精致的布料是前工业贡赋制的特征，它意味着长达数月的劳动。

因为“妇女能顶半边天”，性别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很遗憾的是沃尔夫没有在他的分析中系统地涵盖性和性别。沃尔夫不是一个性别歧视者，他对他的女学生非常好，他支持他的学生研究性别、给很多女学生做导师，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他的理论中缺失性别和性？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与之相互联系的方法。性别和性别劳动成为葛希芝撬动沃尔夫理论杠杆的支点。

三、沃尔夫方法论的延伸性批评

沃尔夫在《20世纪的农民战争》对中国农民扮演的角色的分析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的中国章节，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则相对来说则比较粗浅。沃尔夫从清初英国努力与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开始叙述。到了18世纪晚期，英国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的生产体系，他们可以用印度原棉来换取中国的奢侈品。由于英国可供出口中国的商品很有限，他们就用鸦片和白银来弥补亏损。关于鸦片贸易后来的历史是尽人皆知。但是英国和其他欧洲商人在其他殖民地所做到的一切，如实现对该地区的生产模式和生产关系——人口劳动力——的控制，为什么却在中国没有实现呢？人们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控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的企图几乎完全失败了。

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经济是如何构成的？沃尔夫除了将它和印度一起纳入一个模糊而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之外，没有再多加分析。然而，试图对这两个古老帝国进行殖民控制的企图产生的效果却是迥然不同的。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未能对中国的某一较大地域控制过太长时间。外国人从未实现对中国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即便就此而言，葡萄牙人在巴西、英国人在印度、荷兰人在印尼曾获得过成功。即使外来力量强大，中华文明及其边缘地带——如日本、韩国、越南——也能挫败其要实现政治或对本土生产控制对企图。1949年以后，中国成功阻止了外来入侵及其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即使到今天，中国仍能实现其对外交关系掌控并拒绝采纳外来生产方式。她在《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的一千年》（China's Motor: A Thousand Years of Petty Capitalism）一书中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既无法完全套用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与沃尔夫对之的修正相吻合。在这部著作中，葛希芝对宋朝以后的中国政治经济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思考，她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一种仍然对当下中国发挥影响作用的结构模式。

四、古代中国：贡赋制俘获和控制“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PCMP）

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何阻止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并将外来资本势力拒之国门之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社会，可以被分成汉代以前和汉代以后。中国从汉代开始，帝国伟业始成，宋代也许是现代中国的开始，具备现代中国的某些特征。

从宋朝以来，中国发展出一种独具特色的二重性生产模式，即允许具有从属性的小资本生产方式在支配性贡赋制生产方式中发展。老百姓从属于政府，向统治者交租纳贡，其劳动、产品和贡赋并非为市场力量所左右，而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统治者和老百姓构成了两大贡赋阶级。统治者不仅强迫老百姓交租纳贡，而且还发展并宣扬了一套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宣扬“天赋神权”以巩固自己的至尊地位。统治者制约和限制财富之市场流动的方法得以发展完善，以商人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既得不到充分发展更没有能力反抗政府。由《盐铁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汉代以来社会上层就对市场有所忌惮，他们敏锐地预见到了市场力量会创造财富的积累，而财富积累终会演变为政治权力的积累。汉朝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华帝国以一种高度不稳定的贡赋制体制几经分合。在宋朝，政治经济的变革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随着新的农作物的引入和其他物质层面的变化，使得社会组织也发生了变革。何炳棣发现了支持巨大人口增长的是玉米和红薯。玉米和红薯养活了巨大的人口，从而产生了人口增长。宋代进入大都市的高潮，明清则是小规模城市的普遍化，区域性小规模生产的机会得到了充分发育。

社会的统治精英不再是世袭贵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士大夫组成的更富有理性，同时也更容易控制的官僚体制。对这些官员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们的出身和财富，而是其对部分上由古之圣贤所构建的治国意识形态的忠诚程度。要为官就必须十年寒窗，这使得他们疏远了普通人的生活，并获得了一种身为“人上人”的身份和优越感。

宋朝以后，农业劳动者也获得了农奴身份（serfdom）的解放，可以以家庭小业主的形式进入市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展现了中华帝国晚期所蕴含的丰厚知识基础和畜力增加人力的技术储备。某些基于手工劳作的技能（而非机械化或矿物燃料）已经发展得相当精湛。由此而发展出复杂的商业和金融机制。国家会助力其实现经济上的富庶，但不会创建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CMP）。

占主导地位的贡赋制生产方式（TMP）是如何控制从属的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PCMP）的呢？与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想法相反，不是因为过度征税的原因，而是因为贡赋制模式借由对其亲属/性别机制的操控而实现对其的统治。

五、作为生产关系的亲属关系/性别

尽管中国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和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多有相似之处，但它更为体系化和娴熟地控制着亲属关系和性别制度，这其中包含来这些机制中的大量劳动力和大部分生产资料，这恰恰是它的独特性所在。财产继承依循父系继嗣原则，奉行“诸子均产”。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这种做法看作“惯例”，因为国家把执行这一原则的权力赋予了地方知县。而且如果我们更进一步考察将会发现，家长也如同贡赋制统治者扮演的全能角色一样，控制家庭成员的劳动、婚姻和居住。这一制度的优越之处正在于：统治者界定并监管者亲属/性别体系，并把家庭劳动的控制权赋予了家族中年长的男性。妇女和女童很少能像按工取酬的工人那样进入劳动市场。

大多数中国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既要满足贡赋制，又不得不在市场上求生存，自给自足，自产自销，总有一些物资是无法自我满足的，例如铁，只有在市场交换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在四川，父亲或兄弟带着两三辆棉花车，到市场贩卖，换回来他们需要的物资，例如油等家里不能生产的必需品。每个妇女在市场上买好棉花，带回家纺织。所以不仅产量不大，生产规模也是小的。劳动通常是小女孩参与其中，从而为大的阶段的市场积累做准备。

几乎所有的中国劳动力都受制于这一双层贡赋制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缺乏弹性，僵化不变。平民/家长的生产关系是复杂的。他们既是贡赋制中地位低下的仆从，又是市场中的独立参与者，甚至是小资本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力出卖或雇佣者。只有家长才有权进入市场，享受市场提供的相对平等的机能。

相对于男人在家庭的固定位置，女人似乎灵活得很，婚姻就变得可协商。如何安排她的婚姻变得很像市场交易或交换。面对年轻女人的劳动力，人们将会重新估量妇女的价值。女人如果可以纺纱织布，那么她就会对家庭有经济价值。所以女人的协商性比男人的协商性更加复杂，婚姻形式非常多样。

与之相对照的是，士大夫阶级原则上被排除在市场之外。既然“食俸禄”，那些委身官府的文人官吏只应受制于贡赋制关系，“做买卖”有辱斯文，是不被允许的。尊卑有序的意识形态有助于维持两大阶级之间的区隔，财富在不同爵位间的流转是其得以确立的经济基础。

这些历史积淀的结果是，财富在中国以两种不同的循环方式流转：贡赋制模式虽然僵化始终能维持其存在，在必要时它可以获得法律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小资本生产方式则相当灵活，有助于提高人民多方面的生活条件，但也为一些黎民百姓挑战贡赋制模式经济、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帝国晚期的统治者并不像家庭那样行事；他们强迫每个家庭像一个小贡赋制政体一样运作。在《中国“马达”》中，葛希芝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进行了描述，她提供了许多事例，这其中既包含人民大众对这种二重性生产方式的日常抵抗，也有统治者将老百姓重新纳入控制之下的不断努力。对这些普遍存在事例的形象描述，是对这一千年历史互动的生动阐释。

这是一幅宗教画，显示的是人死后经历的六道轮回。葛希芝拍摄

六、结论

埃里克·沃尔夫对人类学的理论贡献超越了人类学界，对史学界也有深远的影响。他最大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沃尔夫推动人类学家更多地关注农民，由某种界定来看，农民在当今世界拥有众多的人口；在前工业时期，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由农民构成。通过对这些最基本劳动者之重要性的强调，他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更清晰地看待人类历史的道路。20世纪的农民革命改变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他们的努力至少抵消了由资本驱动的殖民主义的部分影响。认识到普通民众的能动性是人类学对人类知识的重大贡献。沃尔夫将农民纳入我们的视野，拓宽了我们的研究领域。

第二，沃尔夫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使西方人类学重新关注作为形塑社会之基本因素的政治经济基础。他对马克思的核心概念“生产方式”进行了发展和重新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其形成后所累积的大量描述性知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伍尔夫学识渊博、思维开阔，他探寻出由丰富的环境和政治经济因素而滋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众多微妙事物，并发掘出其与立论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自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深刻改变了全球每一个角落的面貌。沃尔夫对这样改变方式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描述、比较和反思，这一不朽贡献将被人们所铭记。在他所描述的这个世界中，人民由于生活的伸展而使得彼此的生活互动交织在一起，并引发了文化交往的洪流巨浪。沃尔夫对于这一过程的描述为其深具包容性的人性观念提供了有力的阐释。这一观念就是，如果我们不对自己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邻人在历史上所进行的深层交往抱有深入理解而又由衷欣赏的态度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当前的任何社会。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