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市蓖麻种植合作社(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回忆1944年同日本特务平野的一次谈判)

1944年，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大举反攻，希特勒德军及其仆从节节败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我国，日本侵略军感到大势已去，尽可能纠集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加紧推进在其占领区的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并施展各种阴谋诡计，甚至演出了我们料想不到的一幕暗派特务登门向我鲁南铁道大队求饶的滑稽 。

戏。在抗日战争8年中，日本侵略者在鲁南的这种窘态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敌后战场上更是少有。由于印象深刻，此事已过近半个世纪，但至今记忆犹新。

1944年隆冬的一天，与我有情报关系的沙沟伪保长来我大队，神秘地向我们讲述了驻沙沟车站负责爱路段的日本特务平野，受其上司的差遣，恳切地要求前来与铁道大队取得联系，说有要事与铁道大队的大太君谈。只要能确保安全，他愿只身前来。但他为什么来？要谈什么？那位保长说不知道。

一个身份公开的日本特务，在这个时候主动找上门来，不经他高级领导的指使，他个人是绝对不敢干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大队政委张鸿仪和我们几个大队领导认真进行了

研究，设想了发生各种情况的可能性，制订了相应的措施。于是，当机立断，答应了平野的要求。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要听从我们安排。伪保长本来是个两面人物，得到我们允许，高兴地走了。

此时，“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这一英明论断，全党全军上下已确信无疑。然而，我们处在敌后：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未改观，铁道大队活动地区仍据点林立，交通要道全被敌人控制，广大城乡仍被日伪政权所控制。我们清醒的认识到，铁道大队仍然处在敌占区里。在这种形势下，，敌人找我们会谈什么呢？

我们回顾了近来发生的几件事：

在平野求见前不久，为配合鲁南根据地反扫荡，我们奉命在临城南北的津浦铁路段各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活动，使敌人的这条主要运输干线多次中断，这对日军繁重的军运造成严重威胁。接着，我们的小分队又打跑了敌人进行爱路宣传的“宣抚班”。再就是为解决我们大队的吃、穿、用等，在一定时期，到敌人的火车上搞了许多战备物资等等。这都是给津浦铁路鲁南段沿线之敌的致命打击。

对连续发生破路、袭击、截击军列等事件，通常敌人是绝不能容忍的，会迅速采取报复行动。而这次却不见敌人的动静。我们也考虑了另外一种情况：1944年秋铁道大队重新整编后，根据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为有利于开展铁路沿线工人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敌伪军工作，积蓄力量，准备里应外合迎接大反攻，不要过份刺激敌人。所以这个时期，除了奉命执行的战斗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铁路工委开展工作，比之过去，可以说是平静的时期，即使前面提到发生过的几件事，在战争年代也是常有的。想来想去，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会促使平野急于求见。总之，我们对平野这次乞求谈判还没有实底，反正有备无患，做好各种准备，等见了面随机应变。

我们查明了周围据点的敌情后，突然通知平野，当天晚上来会见。这晚，从平野离开沙沟车站，我们就一面派人盯着他的尾巴，一面派人领着他摸黑上路。从这个村，到那个庄，又从那个庄，拐到另个村，绕着弯转了一个大圈。．直到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才将他带到我们早已计划好的距沙沟车站不远的村子里。张鸿仪政委、刘金山大队长等，我们几位大队领导已在那里等候。

平野给我的印象：个子不高，方脸、浓眉大眼，当时30岁左右，戴黑礼帽，穿中国式长袍。外套黑大褂，一身中国商人打扮。谈判是在一家农民的东屋里间进行的。平野坐好后，我们考虑因他是乞求来谈的，就让他先讲。开始平野有些紧张，中国话说的不好，但慢慢地交谈，也能弄明白他的意思。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求我们不要破坏铁路，说我们前些时候破路，他的大太君很不高兴，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如果再发生破路，他的大太君的就不会宽容了。言外之意，也包含着对我们恫吓。他还说，目前的处景实在为难，才来求我们的。这个意思，他重复了多遍，但是，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上看，真的表现出乞求的神情。

平野接着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说他的宣抚班在爱路村活动时，要求我们不要打他们，保证活动范围不出爱路村。言外之意是，越出爱路村的范围，你们可以处置。他说完就看着我们，等待回答。我们思考着他提的问题和真意，表面上同他心平气和地问来问去，似乎还不很明白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时，平野已没有刚来时那样紧张了。张政委仍不作回答，问他还有什么问题，让都提出来。平野犹豫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第三个问题，请我们帮助他购买些微山湖出产的蓖麻子和苘麻杆子，讲完后，他表示就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他所提的三个问题的核心是，在侵华战争中遇到了困难，来要求我们“帮助”，而且只提对他有利的要求，却不提一条有利于我的交换条件，真是把我们看成了一伙傻子。同时，尽管他也表现出态度和语气低下，但占领者的身份没有变，似乎他提出要求你就会照办，这正是帝国主义者的本性决定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已摸清了他的底。张政委早已有所准备，就不慌不忙地带着讥讽而又严肃的口气说：“平野先生，你应该明白，是你们远渡重洋到中国来进行野蛮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灭绝人性的烧杀掠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非正义战争，也使日本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其害。现在你们在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盟国，即将彻底溃败，今年打败德国，明年必定打败日本！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必定胜利，这是大势所趋，希望你认清形势，不要再与中国人民为敌……。”这段义正词严的话，说的平野低下了头，哑口无言。张政委越说声音越大，面目威严凛不可犯。张政委停了片刻，口气缓和下来，说：“你提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同意，但有个条件，就是不准你们再“扫荡”我们的根据地。”平野听后面带难色，再三说明那是他的大太君的事，他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几个人就插话：“那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明言相告，只要你们进山‘扫荡’，我们就马上大破铁路，这一点你明白，我们铁道大队是说到做到。”平野听后沉下了脸，小声小气地说那是大太君的事，他真的无能为力。明知道他无权也不可能答复我们提的条件，就不再听他乞求了。张政委接着答复他的第二个问题；“至于你们的‘宣抚班’，我们也可以不打，但也要有个条件，我们铁道大队派两个宣传队，只到临城、沙沟两个车站进行宣传，你们必须确保他们的安全。”平野听了更沉闷了，但除了重复说无能为力，已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插话说：“如果你办不到，那么，只要你们‘宣抚班’一出来，我们就打！”张政委见他没有什么说的，便说：“关于蓖麻子和苘麻杆子问题，今年因湖水干了，这两种东西在湖田里种的都丰收，这事好办。你们可以拿弹药和医药来换，以物易物，你看如何？”平野当然不能同意。谈判就这样结束了。随即，我们叫那位伪保长带着他灰溜溜地走了。

这次谈判，是敌我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大概平野到中国以来，还从未碰到过如此机警、坚强、敏锐、言辞有条有理的中国人。我们很早就听说日本特务非常狡猾，这几年在斗争实践中也确实感到他们不易对付。其实，经过这次交锋，亲身体会到，再高明的特务，在真理和正义面前，照样是窘态百出，讲不出一句话来。这次同平野的谈判，对我们来说是送上门的一次有成果的敌军工作。

通过这次谈判，使长期处在敌占区，消息比较闭塞的我们，对大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敌人对我铁道大队所采取的军事手段是徒劳的，而且要想象以往那样集结大批兵力来对付我们也不大可能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已迫使敌人收起了武士道的伎俩，放下了占领者的傲慢架子，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偷偷摸摸地前来求见他曾决心要消灭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铁道大队，这不正是敌人已到了穷途末路的表现吗？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大反攻，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所以，这次谈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敌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当然，事情的发展并不是那样简单，万恶的敌人在我们会见平野后不久，专门组建了对付我大队的特务部队，气焰嚣张，变本加厉。直至同年冬，该特务部队被我打垮，其首领也被我击毙，才有所收敛。1945年6月，敌人还集结了十几倍于我的近两千人，四面合围，妄图全歼我铁道大队。不过这已是敌人的一次垂死挣扎了。虽然敌人的企图没能得逞，但是最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张鸿仪政委，在这次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后而光荣牺牲了。不久，我们就迎来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次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军民的鲜血换来的，我们应当珍惜，不能忘记过去。

郑惕，山东省临沂县人，1923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山东临郯费边区联合办事处书记，山东纵队粮秣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12支队民运员，苏鲁支队民运员，山东岸堤抗日军政干校和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学员、分队长，苏鲁豫皖第一纵队巡视团团员，苏鲁支队宣传队教员、营特派员、锄奸干事，1942年任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5团干部便衣队政治指导员，鲁南军区第3武工队副队长兼峄县齐村区委书记、鲁南军区第1武工队队长，1944年任铁道大队副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白彦战役、鲁南反顽战役和数次战斗，为开辟和巩固鲁南、津浦和临枣铁路两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南铁道管理局兖（州）徐（州）段段长，侦察科科长，徐州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委员，鲁南军区第16团政治委员，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军法处处长等职。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边防保卫局副局长，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师长，公安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边防处副处长，公安军司令部边防处处长，总参警备部边防处处长，公安部四局副局长兼边防处处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第二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顾问、副参谋长兼科技部部长，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