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马铃薯种植面积(你知道吗？马铃薯是我国粮食安全和脱贫攻坚重大战略的农作物之一)

马铃薯是关涉我国粮食安全和脱贫攻坚重大战略的农作物之一，兼具主粮、菜用和饲用等重要功能。

我国于2009年启动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依托技术研发中心和各地试验站，推动马铃薯育种、病虫害防控、土肥栽培、机械、贮藏加工、产业经济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2013年，国家马铃薯主粮化项目组成立并着手开展马铃薯主粮化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工作，初步验证了马铃薯主粮化的可行性。

2015年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种子协会共同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强调了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的必要性，提出了马铃薯主粮化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标志着我国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正式启动。

2015年6月，农业部办公厅印发《农业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三农”重点工作实施方案》，将马铃薯主粮化战略作为工作重点。

随着主粮化战略的推进，我国马铃薯相关产业发展迅速，2021年栽培面积达578万hm2（FAO数据），目前已成为全世界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且马铃薯消费潜力仍未得到充分挖掘。

保障我国马铃薯安全生产已成为当前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路径之一。

作物疫病是全球农业生产中的重大病害之一，给全球的粮食和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每年造成我国马铃薯、番茄等蔬菜作物及大豆等经济作物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

其中，晚疫病（lateblight）是由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侵染马铃薯造成的毁灭性病害，也是目前马铃薯产业发展上的重要的障碍之一，因其历史上直接引发了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馑而备受关注，100多年来，科学家持续不断地与迅速变异的晚疫病菌作斗争。

目前，我国大量栽培中感、高感晚疫病的马铃薯品种，感病品种种植面积达50%，受晚疫病威胁大。

近年来，我国晚疫病发生范围广、危害大，年平均发病面积近200万hm2，可达马铃薯平均种植面积的40%；2012年，我国北方马铃薯产区6月－8月降水量高于往年同期，较高的湿度为晚疫病发生创造了条件，全国多个产区发生晚疫病大流行，甘肃、湖北等省份晚疫病发生面积超过种植面积的80%，病株率一般60%~100%，部分地区甚至绝收。

2008年－2017年全国马铃薯晚疫病年平均造成损失37.67万t，占所有马铃薯病害造成损失的63.54%；2017年－2021年间，云南红河州东马铃薯产区晚疫病发病面积占种植面积的近30%，使当地马铃薯产业严重受损。

2023年，预测我国马铃薯晚疫病发病面积可达166.67hm2，为晚疫病防治提出了高要求。

晚疫病也同样威胁全球马铃薯生产，例如爱沙尼亚持续受到多变的晚疫病菌株的威胁，2012年当地晚疫病发生较重，一些地区感病品种的马铃薯叶片在12~15d内被完全破坏；在印度，马铃薯和番茄晚疫病每隔2~3年会发生大流行，造成高达75%的产量损失。

Savary等调查2010－2014年全球作物生产情况，分析病虫害对主要作物造成的产量损失，发现病虫害引起全球马铃薯产量损失约17.2%，其主要损失来自马铃薯晚疫病，在全球引起损失超过7%，个别地区超过10%，远超其他马铃薯病虫害。

欧洲于2009年启动了EuroBlight项目，该项目前身来自1996－2000年的欧洲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治战略发展网络（Europeannetworkfordevelopmentofanintegratedcontrolstrategyofpotatolateblight），以及2003－2006年的欧洲马铃薯晚疫病网络（ApotatolateblightnetworkforEurope），旨在统合晚疫病的监测和研究结果，开展全面、高效的晚疫病防控。

2022年，EuroBlight收集了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份致病疫霉菌株，发现含有EU43基因型的晚疫病样本比例正在增加，而这一菌株已被证实对双炔酰菌胺（mandipropamid）等杀菌剂表现出抗药性，这为后续晚疫病的防治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与之类似，美国于2011年启动了USABlight项目，开展晚疫病的监测与分析工作。

我国农业农村部2023年颁布的《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包含10种虫害和8种病害，马铃薯晚疫病位列其中，明确了晚疫病防治为我国重要的植保工作之一。

近年来，我国开展的一系列马铃薯抗晚疫病育种专项研究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推动相关研究。

农业农村部多次公布马铃薯晚疫病防控技术方案、马铃薯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技术方案，建立防控体系，为我国晚疫病防治工作提供保障。

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解析马铃薯晚疫病致病机制和分子互作机理，为推动晚疫病防治提供理论基础，已成为当下植物病理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本文主要综述致病疫霉致病机制和寄主抗病机理领域的研究进展，以期对未来研究和晚疫病防治提供参考。

我国对马铃薯晚疫病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中叶。

1952年，杨昌寿等报道重庆近郊的巴县新发乡连年受晚疫病为害，造成产量损失超过80%，并通过建立示范田、宣传预防性喷施波尔多液，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效果；杨昌寿等明确提出，彻底解决马铃薯晚疫病需要选育良种、合理栽培等多种手段结合。

关益周报道山西省雁北地区马铃薯晚疫病危害严重，部分田块引发绝收，对抗性品种需求迫切，并在田间通过改良栽培措施提高晚疫病抗性。

1953年－1954年，林传光等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的农业试验站开展了晚疫病田间观察与试验，其结果于1955年发表于《植物病理学报》，这是我国第一篇系统性研究晚疫病致病规律和防治方法的研究论文，对晚疫病发病时间、中心病株特征、每一代传播距离、病害蔓延速度、平均病程时长等特征进行了观测与描述，并检验了铜离子杀菌剂的防治效果，测试了最优的施用方法。

之后，林传光等继续开展晚疫病田间研究，通过接菌试验和田间观察，认为当地马铃薯晚疫病主要初侵染源是带菌薯块。

对中心病株的产生和病原菌传播规律进行了分析和解读，强调气象环境对晚疫病发病情况影响极大，可以根据天气情况预测中心病株的出现时间；并提议在各地开展试验，记录晚疫病发展情况，为预测预报提供支持。

此后，全国各地展开了对马铃薯晚疫病预测预报和防治方法的研究。

有机汞制剂、植物源农药开始被应用于晚疫病防治，改变了当时完全依赖铜离子制剂的局面。

新栽培措施得到推广，例如湖北宣恩县劳动模范徐树民开发的催苗方法和配套栽培措施有助于马铃薯苗提前出土、更早成熟，减轻晚疫病的危害。

同期，对不同品种的抗病性评估和抗性育种研究逐渐展开，筛选出一系列对晚疫病抗性显著的马铃薯品种。

1999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何卫博士和河北农业大学张志铭教授应邀在全球马铃薯晚疫病防治行动组织（GlobalInitiativeonLateBlight，GILB）开展的世界马铃薯晚疫病学术大会上发言，介绍我国晚疫病综合防治研究成果。

近年来，我国研究人员在相关应用领域内的研究不断获得突破，对现有抗病资源的解析和利用、为新抗病资源的发掘带来了一系列抗病基因储备，新型生防制剂、生物源农药和新型RNA农药表现出良好的防效，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化学农药的施用量。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晚疫病监测手段结合预测预报技术，能够有效预测晚疫病流行情况。

各方面应用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指导晚疫病的田间防治。

我国在致病疫霉生物学特性和病理学基础理论层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1962年，张明厚等注意到，分离自不同抗性水平马铃薯品种上的致病疫霉菌株致病性存在差异，抗病品种上分离的菌株可以侵染感病品种，而感病品种分离菌株则难以侵染抗病品种。

周茂繁也记录了类似的现象，且证明感病品种分离的弱毒力菌株在中抗品种上连续多代接种、适应后，致病性增强、可以侵染抗病品种。

尽管受限于理论局限，但基于这些现象，研究者已意识到监测致病疫霉生理小种演变的重要性。

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研究针对马铃薯晚疫病发病特点、致病机制、抗性品种选育、化学防治手段和预测预报方法开展，为我国马铃薯晚疫病防治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