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种植书(《四时纂要》：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农书)

《四时纂要》以“四时”为名，是一本月令体农家杂录。此书以时令为纲，按月分条叙事，辑录了农业生产及农副产品加工和农家日常生活所需的各方面知识，是一部内容广泛、叙述详细的“农家实用大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四时纂要》作者韩鄂，史料对其记载很少。农史学家缪启愉指出：“只有在《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上列有这个名字，没有任何事迹记载，是唐玄宗时宰相韩休之兄偲的玄孙。”记载中对其的生卒年也没有提及，这相应地造成了该书成书年代的问题。对于韩鄂和《四时纂要》的成书年代，现在学术界一般都采用“唐末五代说”。

《四时纂要》的原书在我国早已散佚，但是先后在日本、韩国发现了此书的两个版本，其一为1960年在日本发现朝鲜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重刻本，1961年由日本山本书店影印出版。其二为近年在韩国醴泉郡发现的用朝鲜“癸未字”刊印的《四时纂要》，此版本比在日本发现的重刻本《四时纂要》早了180余年，是目前世界上《四时纂要》最早的版本。根据前者版本的影印版，缪启愉整理修订为《四时纂要校释》，由农业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这是目前国内通行的原书内容最完整的版本。

《四时纂要》是承启中国农业社会发展史的纽带。成书于唐末五代的《四时纂要》，是韩鄂在采录前代农书等资料的基础上辑录而成，当然也不乏始见记载的资料。作者在《四时纂要·序》中指出：“遍阅农书，搜罗杂诀，手试必成之醯醢，家传立效之方书。”并自述“事出千门”，如《月令》《家政令》《氾胜之书》《保生月录》《齐民要术》《山居要术》，也有张仲景、孙思邈、王燾等人的医书、方书等。另外，也不乏作者自己的经验实录。对此，日本著名的中国史学家守屋美都雄指出，《四时纂要》“采诸家农书，纪风云之候，录种殖之法，下及方书畜产之事皆载”。可见其资料征引十分宽泛，其中保存了不少散佚的资料，对后世的农书写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元代的官撰农书《农桑辑要》几乎全部选录了《四时纂要》中首次记述的内容，《种艺必用》更是抄录了《四时纂要》的大量资料。《四时纂要》农事资料的保存和传承，填补了自6世纪初期（北魏）《齐民要术》至12世纪初期（南宋）《陈旉农书》之间相隔6个世纪的空白，对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发挥了纽带作用。另外，对于研究唐、五代的历史和经济，《四时纂要》也具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

《四时纂要》呈现了中古时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样貌。全书按四季分列内容，其中春令两卷，夏令、秋令、冬令各一卷，共五卷，计4.2万余字，698条，主要分两类。一类是直接记述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知识，共350条。这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包括粮食、油料、纤维作物、蔬菜、染料作物和采制染料、蚕桑、果树、竹木、茶、牧养、兽医方剂、养鱼、养蜂等；农副产品加工和制造，包括沤麻、动植物纤维织造和染色、酿造、制饧、乳制品、油脂加工、淀粉加工、动物胶、食物腌藏和贮藏；医药卫生，包括药用植物栽培和收集、药剂、药物保藏、润肤和装饰等；器物修造和保管，包括生产工具、武器、油衣及漆器、皮毛衣物、书画、笔墨及日用杂器、修葺墙屋；商业经营和高利贷，包括农副产品买卖和高利贷；教育文化，包括学文化、学方术、学武术，以及赈济。其中重点又在前三项。在该类记述中，果树嫁接，合接大葫芦，苜蓿和麦的混种，茶苗和枲麻、黍穄的套种，种生姜，种葱以及兽医方剂等较前代均有发展进步。最早记载了木棉种植法、种薯蓣、种菌子和养蜂法。农副产品的加工制造方面也记述了不少创新方法，如酿造方面，介绍了豆豉、麸豉、药酒、果子酒、酱油和醋的制作方法。其中，最早介绍利用麦麸制“麸豉”，制酱成为现代酱油的发端。在医疗方剂方面，介绍了药剂验方、药物保藏、润肤和化妆品的知识。其中采录的多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成为现存农书的最早记载。在服饰方面，有皮毛丝绸衣物。另外还有大小农具和日用杂器的修造、墙屋的修葺、以农副产品为对象的经营买卖的知识。另一类则是围绕农业生产，记述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项民俗及心理信仰，包括占侯、择吉、禳镇等习俗现象，占348条。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内容在现代看来往往被视之为“迷信”，但是在作者观念中生产技术和生产习俗则是一个统一整体，这些习俗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直接关乎农业生产的丰歉。这很大程度反映出我国中古时期，农业种植、农俗及岁时是作为统一体存在于当时民众意识之中。因此，从农学角度看，《四时纂要》无疑是关于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管理措施的农书，但从民俗学角度看，它的丰富内容又反映了处于唐、五代间农业生产活动中的习俗及观念，这对于考察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史具有重要的研究启示。

《四时纂要》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助国劝农的社会思想。就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历程而言，农业是安民富国的根本所在。“舜禹胝胼，神农憔悴，后稷播植百谷，帝尧恭受四时。是以德迈百王，泽流万世者也。复有商鞅务耕织，遂成秦帝之基；范蠡开土田，卒报越王之耻。”圣贤例绩无不昭示出农业为本的极端重要性。先秦以来儒家教民稼穑为政的理论更为历代治国者所遵奉，将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要务，从治国安邦出发，形成了助国劝农的社会思想。以此思想为指导，历代农书的编纂者以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为宗旨，通过著书立说为助国劝农鼓与呼。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叙述编书目的时开宗明义曰：“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为本”，并认为这是“贤愚共守之道也”。韩鄂告诫道：“且商辛之有八荒而国用不足，姬昌之王百里而兵食有余。非夫天雨菽粟于周而降水旱于纣，盖不务劝农之术而无节财之方。”从编书缘起可见其以农为本、劝农为志的思想取向。为达到助国劝农目的，《四时纂要》承袭月令体体裁加以记述，使得一年农事及生活的安排清晰明了，农人可以更方便地掌握，以利于指导农事。同时为保证劝农效果，《四时纂要》还将关于气象时令、作物品种、畜禽饲养、耕种灌溉、农具使用等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管理措施详尽列出。此外，《四时纂要》把农业生产看成是一种与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关的社会行为加以记述，认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农业的丰歉有关，以此凸显农业生产在民众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用习俗规范引导民众树立以农为本的意识，从而达到劝农的目的。农业乃立国之本，盛世之基，《四时纂要》的助国劝农思想仍然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四时纂要》彰显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据朝鲜《世宗实录》载，“传旨户曹，各道移荞麦耕种，考《四时纂要》及本国经验之方，趁时勤耕”。可见《四时纂要》曾是古代朝鲜劝课农桑的重要教材。不仅如此，《四时纂要》还是朝鲜农书的重要蓝本。学者研究发现，在李氏朝鲜后期的农书编纂中，《四时纂要》一直作为被摘录、引用的文献，在农耕技术、畜牧蚕桑、灾害防治等方面为其农业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促进中国古代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时纂要》流布并保存于国外的情况足以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见证，这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四时纂要》多方面的记述，较全面反映了唐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既有实际经验技术，也有信仰虚妄成分，这是近代科学建立之前不可避免的。《四时纂要·跋》记有北宋至道二年（996年）刻本的题记：“余今雕印此书，盖欲盛传于世，广利于人，助国劝农，冀万姓同跻富寿者也。凡百君子，依而行之，则乃子乃孙，定无饥冻横夭之患。”《四时纂要》的积极价值，此赞誉可谓中肯，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